刺破浓浓的黑暗，《凤凰涅槃》一诗中，凤凰在死之中得到新生，而新的凤
凰又是那样美妙，光芒四射，这不是我们新的中国吗？中国也是要新生的。
我惊喜中国有这样伟大的诗人，我感到幸运，在那个时候，我就曾想到，旧
时的传说天上有主持文运的星宿文曲星，郭老就是那颗文曲星，他放着光辉。
今天看来，那光是红色的，革命的光辉。
从那时起，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也见不到他，但是我却时时留意他的行
踪。
北伐开始时，我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仅仅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我不了解
共产党，更不懂共产主义。但是我知道北伐军是一支新的革命的军队，“打
倒列强，除军阀！”我听说我们崇敬的郭老参加了北代军。之后看到他腰挎
着手枪，穿着军装的照片，我非常兴奋。我盼望北伐军胜利打到北方，而我
也能见到我的老师了，我经常读郭老主办的《创造季刊》，从中受到许多革
命者的启发和教育，我是多么想见到郭老呀！
后来，郭老到日本去，在那里他在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极高
的声誉，日本人敬佩他，我更感到自豪，他确是祖国的骄傲，祖国的珍宝。
七七事变后，我在报纸上看到郭老从日本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我激动
万分。国民党反动派想拉他，利用他，但是不为所动！他的心属于共产党的，
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
在重庆，我终于见到了我的老师。在他的天官府的家中，我多少次受到
他的教益。他的家经常是宾客满堂，想见他的人很多，而他又是从来不拒绝
朋友与后辈的。我还曾多次听过郭老的讲演。他的正气和风采至今仍在脑海
之中。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日奔忙，工作，他把他的生命像火炬一
样地点燃着，聚集了各方各界的人们，为人们照亮通向革命的路。
那时郭老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他热情但
白，待我们似亲切的父兄；他博学多才，思想纵横驰骋，他是我们尊敬的老
师；而他又那样地正气凛然，挺身在前，他又是我们景仰的革命者。
一九四二年左右，听说郭老要写《屈原》，我们的心都激动起来，热切
地期待着这一声雷鸣！郭老用了十天工夫写出了剧本，很快就排出来。我去
看过《屈原》的排练，演员们一个个都热血沸腾，连旁观者也是同样。大家
都觉得这是一场战斗。我还感到空气中孕育着风暴，国民党不是傻瓜，他们
会在剧中看到他们魔鬼的嘴脸，他们也许要围剿。。
果真啊，《屈原》的演出，如霹雳落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革命民
众无不拍手称快。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切齿，但又无法下手，因为他们抓不到
把柄。《屈原》震动了国统区，这是一个胜利。郭老用他的笔对国民党、蒋
介石打了一个胜仗！
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他与郭老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郭老无
限地热爱这位伟大的人，他时时向周总理求教商议。周总理尊敬郭老，懂得
郭老，把革命的重任一桩桩交给他。而郭老不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把终生献
给了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
解放后，郭老更忙了。他是博大精深的学者，他的学问有许多是我所不
懂的，如科学、史学、考古。。，他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但同时他仍在写
戏。他的戏大气磅礴、热情奔涌。他写戏往往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这样的
气派在写戏的巨人中是罕见的！然而，我相信他的腹稿之多又是任何人追不
上的！他博闻强记，文采洋溢。在科学上他是冷静的，在文学上他是热烈的。
他是用笔蘸着他胸中的激情和心头的血液在写。
我曾和北京人艺的同志们到他家里去，请他为我们写剧本，每次他都慨
然应允。有一次我们准备排他过去写的剧本，他听到后，不大赞同。他爽快
他说：我给你们写一个吧。有时他留我们在他家中吃饭，往往餐中就想出了
题目。《武则天》《蔡文姬》都是应我们的请求写的。他把剧本交给我们时，
他说，剧本交到你们手中，你们就可以改动。而我们有时为着方便演出少许
地动了一下时，他总是欣然同意。郭老为人之平和谦逊，使我们感动，也教
育我们。
在北戴河疗养时，我经常见到郭老。我常去看他，有时他也散步到我住
的地方。我曾问他：甲骨文好学不好学。他笑了，说，好学，如若用心钻，
三四个月便可以了。在他面前我常感到自己是个小学生，甚至像孩子。而他
对于后来者又是非常关切的。记得有一次，天气不好，五六级的大风。我忽
然心血来潮，想下海去试一试。海浪如小山般涌着，我游了一段，一回头，
忽然发现岸上有一个人在拼命地挥着手，大声地呼喊。。我不知道他有什么
事，但我还是游回岸边。我这才看清那便是郭老，大风吹起他的头发和衣襟，
他面色激动，责备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轻率，在这种天气下海是很容易丧生
的，你不应该这样做。当时我感动极了，我是多么感激他的关怀。
我看到过郭老游泳，我永远也难以忘怀。他仰卧海面，仿佛随着海浪一
体，他仰望着蓝天白云，大气与阳光都吸进他的胸中，那时他已是七十高龄，
却是那样地安康。
文化革命十年我没能见到郭老。当我听到“四人帮”迫害他时，我悲愤
异常！这样的巨人尽被那帮小人所欺，我痛苦极了。郭老的书被他们禁了，
郭老的名字被他们骂过，但是在我心里，郭老仍是我的师长，他的业绩是抹
不掉的，我深信这一点。
打倒“四人帮”，解放了我们，整个中国拨乱反正。郭老又是我们的郭
老了。他坚决拥护党中央，他写诗、写文章，痛斥“四人帮”，欢呼祖国科
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我们深受鼓舞。我又见到了郭老，在宣传工作会议
上，他坐着推车来了，我急忙上前问候他老人家的身体！我问郭老还记得我
吗？他笑着点点头：怎么不记得？记得，记得。
今年三月间我去看望过郭老。他同我谈起曹雪芹，告诉我最近在一个人
家发现了一个曹雪芹用过的书匮，他说这对研究曹雪芹大有益处。我没到他
家之前，曾听说郭老身体情况不大好，甚为担心！见到他仍能这样地谈古论
今，我很感欣慰，向他告辞时，我再三祝他多多保重。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面。
郭老逝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人物，死仿佛在表面上征服了他们，其实
是他们终于征服了死。郭老也是如此，他的研究，他的成就，他的著作，继
续着他的生命，在人民之中活着，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我想郭老是希望他后继有人的。我们要努力奋斗，请郭老放心吧！
（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
7期）
怀念赵丹同志
在人大开会期间，大家都忙。好不容易找到张瑞芳同志，我说：“咱们
一定要看看赵丹，听说不大好了！”瑞芳早已着急要去，说：“现在病房拒
绝探望，医院进不去！”
瑞芳机灵，路子多，只有情她再想办法，尽快探视赵丹。
九月十二日的半夜，电话铃响，我听到瑞芳的声音，说明天下午四时在
北京医院门口，她托人在门前等着，可以一同进去。听她的语气，她的心里
一定也是沉重的。
翌日，下午又有会，必须参加。我坐在门旁边，讲完意见溜走。赶到医
院，瑞芳已进去。我在医院暗淡的雨道里追上她。宽宽的甬道上，寂静无人。
忙找到赵丹的病房，他的门上悬着“严禁会客”的木牌。我们在门前倏然停
下来，不知进门后，他已变成什么样儿。
我们轻轻敲开门。阿丹躺在病床上，左边挂着输液瓶，两个青年人立在
床前望着他。没有看见黄宗英同志，她日夜服侍，这时出门不知办什么事去
了。
阿丹似乎闭着眼睛，动也不动。
我记起一年前在和平宾馆里遇见他。他的身体极好，脸似乎团团的了，
穿一身漂亮洒脱的西装，从楼上跑进饭厅，笑呵呵地招呼我，浑身的精力鼓
得要爆出来。他要了一大碗面，一口气囫囵地扒拉下肚。吃完就走，就要赶
到电视台跟日本电影演员会面欢谈。他一阵风去了！像是个生气勃勃的二十
几岁的小伙子！
现在，一脸胡茬子，清癯的面庞黑黑的。虽然瘦多了，两颊凹下去了，
但气色还好，神态安详，不像病得那样重。
我们轻轻挨着他的床沿，他忽然睁开眼。一看出我和瑞芳，他紧紧抓住
我们的手：“你们来了！”他哪像个病人？他顿时笑了起来，谈这问那，滔
滔不绝他说下去。我们告诉他两个大会开得非常好，发言淋漓痛快，民主空
气极活跃。他说都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很高兴，说着话，甚至想举手比划。
“不要动！你在输液！”
“不要紧。”他说。但是身边的护士长还是按住他。
“阿丹，你气色很好。等你出了院，再见面时，一定要给我一幅你的画！”
我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说。记得瑞芳曾当着他对我讲过：“你说他画得好比夸
他演得好，他要快乐得多！”
“一定！一定！我正要开展览会，你看哪幅满意，你就拿那幅去。”他
大笑起来。
他不肯谈他的病，我们也不肯问他的病。见着老朋友，赵丹仍是很开心
的。他提起一九三七年为了业余电影演员剧团要演《原野》，如何与我初次
会面：抗战初，如何在宜昌江岸巧遇，又在那个江城一个破旧漏雨的剧场里，
我们一同演抗战戏；如何在重庆街头上见着我，拉我到他山顶小屋里看他画
画。
病房中，只见他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平时，我们见面常常互相笑谑；
这次，我就在他身边犯傻。瑞芳找话说了一阵，其实，不知有多少心里话想
说出来安慰他，但还是没有说够，终于被护士长催出去。
临行，赵丹定要和我们一个一个地握手。我心里难过极了。
出了门，悄悄问他女婿：究竟他的病怎么样？他低声讲：“没有什么希
望。”我不知赵丹是否自己知道病的真情？大概他是晓得的，不然，他不会
这样惜别。
我以为他至少还有半年的生命，也许三四年还能拖下去，甚至希望忽然
有一种奇药，使他起了床，又走到摄影机前，演出几部经典性的影片。
十月八日，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
望》。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吼，争论，劝说，诉告，甚至是祈求！他
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他指出文艺道路上
的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赵丹生前，许多领导人到医院去探望他，迭次嘱咐医院用最大的医疗力
量来挽救他的生命。党和政府是需要人才的，殷切希望延长艺术家的生命。
但艺术家的生命之所以值得人民如此珍视，是因为在他活着的有限时间
里，他能有机会充分运用他的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的。
后汉伏波将军马援说过“马革裹尸”这样的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这才是“死得其所”。我
有一种谬论：战士应死在战场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演员应死在舞台上，
伟大喜剧作家与演员莫里哀是死在舞台上的。引伸说，一个真正的人，应该
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到遗憾，
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赵丹从未浪费自己的光阴。他多年从事于戏剧电影事业的贡献，无须再
提了。十年浩劫后，听说他确想仍为电影艺术大显身手，施展他的才能。
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赵丹的“壮志未酬身先死”，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读了赵丹的短文后，不知为什么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
死前念念不忘文艺的兴衰，深恐来日不易。我觉得他对党的事业忠诚、热爱，
直言不讳，表现出他的坦荡胸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精神。
如今，党正在努力克服困难，铲除阻力。我们的文艺事业，正在改革与
前进中。文学，尤其是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而赵丹以其经验与才华，
终未竟其志，离开了我们，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有位朋友和我说，中国好像是在汹涌大浪中一条巨大无比的船只，负荷
很重，现在要在风浪中转大弯；要稳、要谨慎、要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是，
“谨慎”不等于不需要大刀阔斧；“稳重”不等于缓慢和容忍。治理中国这
样的大国是困难的，治理经过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尤其难。我们需要的是自上
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