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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
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
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的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它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１８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圈地运动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它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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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
１３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１２２５—１２７４年）。
托马斯孩提时代曾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受了９年初等教育。身为伯爵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修道院院长。１４岁时，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５年以后，加入了天主教组织“多明我教团”，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
１２４５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自１２５７年开始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１０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在他去逝３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谴责了２１９条命题，其中有１２条是托马斯的观点。这是中世纪最严厉的谴责。托马斯在巴黎大学执教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大量涌入，在教徒中引起的反响极为强烈。教会深感其著作的危险性，几次试图封锁这种与天主教正统信仰不相容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禁止转录、阅读和保存。可托马斯并不害怕这种学说，他和老师阿尔伯特一起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阉割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加以全面系统地发挥，并将其纳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使它成为天主教官方哲学的基础。
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一生著有１８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
托马斯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托马斯歪曲和利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主张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断言世界的创造是有时间开端的；同时，上帝创造了一个等级制的宇宙系；最低层是大地及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质，之上是植物、动物和人，再上是天体，再之上就是整个世界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还探讨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并不是个别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寄居或隐藏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潜入物体的这种“稳秘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铜之所以能压延，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压延性”这种隐秘的质。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稳秘的质”，那就不必深入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了。显然，这种学说严重妨碍科学的发展。
托马斯还力主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
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托马斯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１３２３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１５６７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１８７９年教皇还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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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
《圣经》里说，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做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
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黑暗的时代”的中世纪是个鲜明的对比。
１４世纪末，由于信仰伊兰斯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
从此，西欧人发现古希腊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中世纪的一切是那样的丑恶，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在地理和文化上是古代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意大利的文化，拉丁语也是意大利的祖先语言。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复兴古代的艺术也就是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发掘祖先的艺术本身也是光荣的事。
“文艺复兴”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要求在思想上摆脱封建主义的束傅，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为中心，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义，反对人一出生就有罪的说法，认为人是伟大的，人应享用人生的快乐，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种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想。著名意大利诗人和学者波特拉克（１３０４—１３７４年）第一次提出了和基督教教会抗争的这种进步思想，因此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和波特拉克同时代的著名人文主义者还有但丁和薄伽丘。但丁的《神曲》把历史上和当时社会上的主教和僧侣都打入地狱，甚至给活着的基督教的头头教皇在地狱里留了一个位置，这是对基督教大胆的反抗。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尖刻地讽刺和挖苦了当时的教士和贵族，对人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大加歌颂，这是对教会大胆的挑战。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关于《君士坦丁献土》文件和真伪的争论一事更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基督教的罗马教皇，是宗教的领袖，被称为“爸爸”。他还拥有大片的领地，形成了“教皇国”，罗马教皇就是这个“国”的“皇”，权力高于欧洲各国的君主。
做为宗教的领袖，教皇是怎样拥有土地的呢？原来，在公元７５０年，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曾把意大利中部的一大片国土献给教皇，才形成了这个“教皇国”。但教皇认为法兰西国王的声望太小，只有古罗马皇帝才能代表全欧洲，所以教皇伪造了一个文件，声称“教皇国”是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帝呈献的，而且整个罗马帝国都臣属于教皇。据此推理，那么整个欧洲都应听命于教皇。从此，代代教皇都把个伪造文件当做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凭证。
到了１５世纪，有一个天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他精通古代语言文字，经过研究他发现《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用８世纪的拉丁文写的，而君士坦丁大帝是４世纪的人，他怎么能用８世纪也就是几百年以后的拉丁文字写文件呢？瓦拉拆穿了教皇骗人的把戏，把教皇“神圣”的假面具揭露出来。
《君士坦丁献土》是象征教皇权力的文件，这文件都是假的，那教皇的权力又怎么能是至高无上的呢？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那么基督教宣扬的绝对权威等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打了一个大胜战。
这样，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人们终于可以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