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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１５００年，骑士作为战斗人员已经被备有火器射击武器的雇佣军取代，骑士阶层走向了衰亡。
但是骑士精神和骑士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骑士制度的观念——彬彬有礼、举止端庄——仍是当今西方世界重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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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化改新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６月１２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这一天日本朝廷正在接见“三韩”的使者，举行“受贡”仪式。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所以自身的改革极其必要。公元３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家。大和国家原来局限于本州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家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５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现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部民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些归顺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部，其劳动者也称作部民。按照分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在大贵族田庄从事特殊劳动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财产。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象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隶区别不大。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６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公元６世纪，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改革。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苏我稻目（？—５７０年）是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曾任两朝天皇的大臣，在朝廷中掌管财政。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很多，与大陆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与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向中国学习是一些上层贵族青年的时尚。早在公元５世纪，日本就与中国南朝的刘宋和朝鲜的百济交往密切，亚洲大陆上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进入日本。苏我稻目于５５５年在吉备五郡设立过屯仓，但部民逃跑的很多。后来他试用了编制户籍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部民很少逃跑。这种作法得到了天皇的奖赏。采用建立户籍的办法，使过去以部为单位受奴役的田部民，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直接向国家交纳年贡，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国家农民。但是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朝廷中顽固势力的反对。物部氏的物部尾舆是掌管军事的大贵族，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统治方式。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事件是佛教信仰问题。５２２年，百济王献给日本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５８７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物部氏被打败。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先是立泊濑天皇，后又在５９２年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５９３年，推古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太子，临朝摄政，即圣德太子（５７４—６２２年）。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欣赏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极力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６０３—６０４年，进行了“推古改革”，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宪法十七条，用以中国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思想规定了日本臣民的行为守则。其中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宪法中还主张以和为贵，减少阶级对立。５９４年，由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相称，而是采取了对等的称呼。他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只是一个准备，并没大力推广开来，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６２２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损害苏我氏独揽朝政，于是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夭折。
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苏我氏的专权遭到朝野反对。６４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在接见三韩使者的仪式中，突然发动袭击，刺杀了苏我氏的代表人物苏我入鹿，接着立即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１３日，苏我入鹿的父亲走投无路，被迫自杀。１４日，革新派人物组成了以改革派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的集团，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天皇，拥立中大兄的舅舅轻王子继位，称孝德天皇，并效仿中国的作法，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６４６年正月元日，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并全力向全国贯彻。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新政权在全国各地登记人口和检查田产。７０１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在经济方面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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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
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场。
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侍巨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船队在人们的祝愿声中，离开了港口，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唐代，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日本在６４６年大化改新后，开始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按照隋唐王朝的政权形式，建立起新的制度。日本全国上下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积极，于是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一千二百多年前，要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是容易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倾覆，或者把它们吹到台湾甚至越南等很远的地方。但是，大海和风暴阻挡不住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的两百人，多的有四五百人。
遣唐使的船队离开难波港后，先沿着日本海岸航行，最后在九洲北部开始横渡大海。早期的路线是向北到朝鲜半岛附近，经渤海在中国山东北部上岸。后来就直接西渡东海，在中国大陆的扬州和明州（今宁波）登陆。
遣唐使一到中国，就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隆重接待。当地政府提供方便交通，送他们到首都长安（今西安）。唐朝的皇帝常常亲自接见他们，有时为表示特别欢迎，还令画师为大使画像作纪念。
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公元７１７年间，一位１６岁的年轻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随着一个五百人的遣唐使团来到了中国。经过五、六年高等学府“太学”中的苦学，他和许多从“太学”毕业的东方和西方的留学生，参加了考试。考试题目很难，想不到他竟捷足高登，以优异成绩中了进士。
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官职。后来，他被提升为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唐玄宗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晁衡。
晁衡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仪等很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们常常以诗歌唱和，留下许多动人的佳作。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晁衡在中国已度过了４０年。他抑制不住长期深藏在内心的思乡之情，多次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唐玄宗答应他作护送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回国的使节返回日本。
得知晁衡归国的消息，长安的诗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维即席写下《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篇。五十岁的晁衡解下心爱的宝剑，赠给中国诗友，也挥毫赋诗：“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留明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年１０月，晁衡等人乘坐四艘帆船，从苏州黄泗浦启航，驶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船队中还有一位扬州延光寺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也和他同行。这位６５岁的高僧从１１年前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决心东渡日本讲学，已曾五次率弟子渡海，但都被风浪所阻，没有成功。这次是鉴真第六次出海。
不幸，船队在中途遇到了大风暴，他们被冲散了。鉴真坐的那条船和其他两条船各自开到了日本，而晁衡所乘的船下落不明。直到第二年３月，仍然杳无消息。
晁衡遇难的传闻传到唐朝，在南方漫游的李白非常难过，写下了《哭晁卿行》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写出了对诗友晁衡悲切的思念之情。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晁衡的船并没有沉没，他们随风飘泊到了安南（今越南）沿岸。公元７５５年，晁衡和十多位幸存者历尽艰险，回到长安。以后，他又担任过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职。公元７７０年１月，７３岁的晁衡在长安去世。
那位鉴真大和尚则在日本生活了１０年，最后死在日本。鉴真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