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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使这位武士警惕起来。俾斯麦一读到这两句话。马上就回击了他几句激烈的话，“假如我确实知道你的警告也对几个在你的左右而反对政府的人说，我是很喜欢听的，那几个人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救世主的自卑（你该使我记得的）为何物。当他们发怒与妄自尊大之时，当他们坦诚他们信奉异端之时，他们以为该推举他们自己作国家和教会的主人。我诚心悔过，用不着贵大臣苦苦劝告，我会继续做我日常做的事情；当我畏上帝敬上帝、忠心事君、竭力事君的时候，墨守虚文的人们妄用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波美拉尼亚的对头们与我的奉天主教的对头们的特色——这决不能动摇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我请求贵大臣自己要小心，不然的话，你自己的骄矜必定会把你所警告我的上帝的裁判，拖到你自己身上。”俾斯麦在信末劝收信人仔细想想《圣经》里边所说的下面的话：“主啊，起来，救我，我的上帝。因为你已经在我的仇敌脸上打了几个嘴巴，你已经把不信上帝的人的牙打落了。救人是上帝的事，你赐福给你的孩子们。阿门。”挣斯麦唱着这几句不合拍的赞美诗。
他的相对年轻的敌手却没有绕弯子就直奔目的。他们只在《十字报》的符号下方用得着十字架，俾斯麦正是这个报的诸多发起人之一。他在他的日记里头说这张报“在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之下，在以侍奉上帝的忠心侍奉君王和祖国的格言之下月以前的若干年起就不再代表部分保守党，并且与基督教不相干了。”在《十字报》与《帝国警钟报》上（这是贵族乡绅们发起的一半是为攻击俾斯麦的）从1872年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与德行。《德布逊克甘豪增巴里施罗德纪元》就是一组无名氏撰写的评论的名称——按照法律，由随便哪一位编辑签字。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叫冯罗伊的男爵。这是一个外交家，曾经与俾斯麦争吵过。
“我打算在《警钟报》的下一期发表对宰相有利的言论。从心理医学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这一组言论中，首先要着重庄严性，其次是诙谐性，这也很重要。第一方面，主要之处就是他的消化能力要坏好几天的话，只有暴怒才能治疗。同时，这一个曼陀菲尔写信给那一个曼陀菲尔，有一段时间曾是俾斯麦的上司与对头，他最近在上议院里曾发表过反对宰相的言论。这封信说：”你根本用不着喝什么矿泉水来治病，就会变成内阁总理。“这班人在后台里头所说的就是这类话。在讲台上，也即在公开的演说之中，他们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俾斯麦没有成为普鲁士的阁臣之前，他同财政界的阔佬们有着密切的来往。王爵与巴里施罗德的密切关系，至少也一定曾经用财政的好提案供给俾斯麦王爵，因为在他未当宰相之前，他是一个私囊并不充实的人，只靠当普鲁士使臣的微薄的薪俸过活，如果没有这样的好提案，他怎么能在俄国首都、法国首都、法兰福克代表他的国王……这位王爵同别人一样自然有权要求先要证明他所做的事都是满怀好意的，要等到他被证实是不怀好意的，然后才能说他的坏话。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位有权有势的宰相曾经把不少好处给了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们……现在的政府只因为要掩饰其与柏林的财政家的不光彩关系，什么坏事都做过。“罗伊男爵曾写道，1870年7 月间，在宣战的前一天，他在部里碰到了巴里施罗德：”我们无法猜测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在一起是否是谈论天气的，我不知道这一天巴里施罗德是在买债券还是在卖债券，总而言之，是否以战争或和平做投机事业。我不能不怀疑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的交情有利于俾斯麦——我说的是知识的有利。“
接着说出来的是俾斯麦把政府的购物清单交给了名叫贝伦特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他的瓦森造纸厂的一个租户。有一个名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俾斯麦所以要强行实施一条法律，是因为远处的波美拉泥亚的领地，因为他要想使他的夫人能够继承一块普特卡默的领地。
还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吗？俾斯麦自己阶级里的仆从们（他们在这个大人物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说他是一个卑鄙的财政阴谋家。在发起办公司的时期，这些话对他危害很大。他们又把犹太人当作他们骂人演说的中心点，尤其有害的是他们这种行为于国不利，因为欧洲很喜欢听这些骂人受贿的话。当人们在这个胜利的时期做投机事业时，这一个阶级的人最好利用犹太人所开的银行（因为犹太人是聪明的财政家），谁知利用犹太人的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诽谤犹太人的人。又说俾斯麦（国人的冲动就是他引发的）对于财政投机事业的赘疣是要负责的，“因为贿赂达到了极大的数目……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种不良制度之下，就是俾斯麦干的好事。”只有最后一句是可以打官司的。写这篇反对犹太人言论的人，躲避开了监禁，逃走了，从此之后便在瑞士写评论。
对温德赫斯特进行这样的诬蔑，不过令人置之一笑而已，他时不时地同巴里施罗德见面，但他却始终都是一个穷人。俾斯麦不然，他决心用他的天才和势力取得私人的利益。他常常提及英国对大臣的重赏，他认为他的王爵地位必须有同样的重赏才能够维持下去。在执掌国家大权的三十年里，他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人是很狡黠的，绝不肯用宰相的地位或个人名誉去冒险以发几百万的横财。他怎么做呢？他是一个政治天才，不难找出一条稳妥的发家之路。通过这条惟一的道路他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至冒什么险。在众多的帝国银行家里面，他特地找出一个他认为是最有胆量也最正直的人，他要办他的事时就偶而同这个人谈谈话，使之对自己感激涕零。同时用单独一个签字，把普通委托权交给他的朋友，以使他自己的产业有最大可能的增加。
因为做了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人痛恨他，尤其是在兴起公司的时代。那时凡是想发财的人都探听其他人的情况。在许多正在发财的贵族里就有人说到“德国的首席大臣把一个普通委托权交给了著名银行家，让他替他管理财产，这个银行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理财家，这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恐怕会危及国家利益。”毛奇和其他几位元帅试图用间接的办法使俾斯麦与巴里施罗德分开。亲密的老朋友写信警告他说：“我们不能不告诉殿下，有人传播一种俏皮话说巴里施罗德是政府的股友……普鲁士以前的信用，已经损失掉了……因为一个公司的发起者在政府里受着优待。‘俾斯麦听不进任何劝告。当有人写信禀报皇帝时，俾斯麦做了一切布置使巴里施罗德在他庄园里觐见了威廉。何况皇帝自己的财产也在另一个”犹太理财家手上“，与俾斯麦的财产一样地发达。
俾斯麦在其暮年时说：“要说我对巴里施罗德和他的儿子们有所依赖，我问心无愧。他是我财产的管理人，有人说我给了他所有的政治秘诀，使他能够为我做有利可图的事，这是不真实的，1866年，他确实给过我战争资助，这是别人所不肯供给的。这件事使我很感激他。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不能让一个犹太人说我曾借重他而不肯酬谢他的功劳。以我的官阶而论，我绝对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功劳。”在这两句回顾往事的话里，可以看出感激之情与牺牲自己混在了一起。
在最初的十年间，俾斯麦自己管理几种细目，因为他告诉我们，直至1877年他才把最后一批外国债券卖出。“当我知道舒瓦罗夫奉命当驻伦敦大使时，我彻夜未眠。我那时推测，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把最聪明的人派出驻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因此，第二天我就吩咐巴里施罗德卖出我们的俄国公债。后来他恭维我，说我关于这件事很有先见之明。”
此后他便不再购买外国债券，因为他想能够同欧洲对手下棋而不必顾忌个人财产的利益。无论何时，俾斯麦（不像后来霍尔施坦与别人）绝不按交易所的行情来指挥他自己的私事或国家大事。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确实有更好的理由满足于巴里施罗德的管理。他的瓦森造纸厂确实投过标要供给国家所用的纸张，他的租户因为定价最纸而得到了这桩买卖，这却没有给俾斯麦带来任何私人的利益。普特卡默所揭发他的事情，毫无证据。
在议会里，从他普通委托的太平港口里，他可以一发必中地反击他的仇敌们。“倘若一张报纸，如《十字报》，胆敢说最无耻最虚伪的话来反对在世界上最有崇高声望的人们，尽管说得巧妙，使受诬蔑的人们不能告他，但却产生这样的印象，使人怀疑这那个大臣做了极不名誉的事——我们应该全体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击这样的诬蔑，无论什么人，都不该购阅这张报纸。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间接预备传播这样的诬蔑之辞……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在报上刊登谎话与诬蔑他人的人。”
俾斯麦的贵族同仁们依旧向他挑战。有四十六个最老的世家，后来又加入几百个牧师，在《十字报》上声称，他们是忠于君主制与保守党的，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报纸。“帝国宰相若怀疑我们的基督情操的真实性，我们不屑于同他理论，正如我们由于名誉与品行而不屑听他的说辞一样。”这几句话有许多人签字，而且有俾斯麦最老的朋友们与表亲们，如布兰肯堡与克莱斯特雷策夫都签了字，最后是老塔登泰瑞格拉夫的签名，还加上了几个字，说他们内心是很难过的。
在俾斯麦还是鲁莽少年时，这些人都曾帮助过他，到了晚年，他们又都反对他。这时的他是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但他却要同他们辩论。他在《帝国官报》上登载了发出这张“宣言”的人的名单，他在报上说，凡是攻击他个人的，就是攻击国家。自这次大闹之后，有好几年，俾斯麦和他所属的阶级疏离了。
以本阶级自豪的俾斯麦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伤害要比当大臣的俾斯麦重得多。他并不特别亲近无论哪一个签字的人，但他把这一群人看成是自己的部属，自己是他们的司令官，他认为他们在陷害他，他的傲骨受了伤。他视他们是同等的人，忽然间他们与他断绝了来往，大多是由于私人的而非别的重要的动机，大多是由于恶意的而非光明正式的动机，即便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但当他遭到他全体的朋友所抵制，视如仇寇，令他成孤立之势时，也变成完全是卑鄙的……这样的攻击不能不加重他公事上的为难，扯动他的神经，扰乱他的习惯……“在我这个年纪，我深信我将不会再有几年好活了。失去所有的老朋友，打破我所有的老关系，这使我极其灰心，加上还要为我的夫人而着急，我简直就是完全彻底地孤寂了。”
他的怒气显示没有一个仇敌不是心怀极其卑鄙动机的。当他同一个密友在一起看见投票反对他教会里的贵族们的单子时，他用大铅笔把他们勾去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道：“哥特堡？他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州长而不高兴；卢森堡曾经多次遇险，都是我救的他，现在他却投票反对我！格鲁纳尔么？他的奢望被人打断了。普特卡默么？他向来未从教会里得过什么好处，他想用叛逆与反对来表示他和我一样好！这些人都很生气，因为我封了王，又因为我不曾请他们吃饭！我太了解我的那些波美拉尼亚邻居们了！”
尤其令他愤怒的是莫里茨布兰肯堡，最初是因为他不肯让他当部长，后来因为他不小心传播了几句引起误会的话。这几句话是当他谈到一种可以买卖的债券时所说的一一后来经另一个签字者在法庭上说了出来。从前他们很倾心于作朋友，现在却因此而断了交。玛丽塔登的爱情之歌就是这样结束的。有人说巴里施罗德曾替俾斯麦买过债券，实际上并没有买。因为闲谈中说到这两件事，就把这两件事都弄得完结了。
俾斯麦与克莱斯特雷策夫的交情也是毫无希望地破裂了。这一位是乔安娜的亲戚，在议院时代是俾斯麦稳固的同盟军，是个趋向于刻苦的身材短小的人，他们都有当部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