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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是个打手，是一个最会记仇的人。他晚上在心里恨人，白天想计谋，目光常常射到仇敌身上。什么？这个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利希特们，温德赫斯特们，这些拉斯克们，本尼格森们，他们的势力能够禁止他同扰乱秩序的人、盗窃财物的人斗争去么！这群饶舌者最近刚把武器从他手中夺去！现在这一枪真是挽救危局的一枪，先不管这一枪是谁打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刺客属于哪一个阶级；也还不知道皇帝的伤势重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能否恢复健康。他只知道这个刺客使皇帝所受的伤，是他在战场上无法估量的胜利，是他在选举斗争中的无价之宝。现在，借此事件他可以把他身边的仇敌全部消灭，他要解散这个议会。
九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第二次刺杀皇帝事件就使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提案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知道枪杀皇帝的人是个疯子，从来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刺客说（在未自杀之前）他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拉一个名人来垫背时，他并不在意这些。报纸上满是诺毕林的供词和他的罪行。整个德国的报纸天天都在揭露一个又一个阴谋。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就像大军兵临城下一般。“最好不过的是鼓动在所难免的冲突，用武力镇压起义，等到人民彻底地害怕了，然后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的法律。”这位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如此这般地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对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他仍想用强制办法使这一政策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太子却反对这些政策。当老皇帝不能办理国家事务时，太子就替他的父亲治国，只是他不愿刚一接触权力就开始大开杀戒。所有的自由党都盼望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继位。可是脱特烈不敢明说反对非常法令，因为名义上这条新法律是为保护他父亲的生命安全而制定的。太子心里的感情冲突在日益增加。
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皇帝沉重的伤势大见好转。救了他性命的就是他那顶头盔。那一天他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戴了头盔。威廉本来不愿意打仗，但却打了三次胜仗，而他现在却遇到了危险。不过也说不定，平常人也许能清楚这种说法。从前国内人民很是怨恨老皇帝，现在却变得很爱戴他了。他的重伤好了之后，从床上下来，很幽默地说这个诺毕林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好，因为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血。整个德国都喜气洋洋，就连俾斯麦也觉得老皇帝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活泼了。俾斯麦、德意志人、太子及太子妃、乃至整个欧洲，一开始都觉得威廉皇帝是会寿比南山的。就像是一位童话里的国王，要获得一种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浪漫结局。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是立大功了。俾斯麦就趁着这个好机会放手去做最危险的事。
老皇帝遇刺后不久就举行了选举，俾斯麦连连改变标语口号，使得左派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而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相当强大。这样，俾斯麦可以强行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并且又乘机把条文弄得更加严酷。他一度又变得同从前一样经常对自由党大发雷霆，在温德赫斯特的协助（温德赫斯特微笑地宣布教会政策破产啦）下，改变自由的战线，轮流利用中央党与民族自由党来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俾斯麦的新法律先试行了二年，随后延期，再施行四年。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的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当讨论这部新法律时，一个新世纪的面貌不时地展现出来，好像被夏日里的雷电所照亮一般。俾斯麦，总是永恒与神圣的同盟，似乎根本没有走近过拿破仑三世似的。他对社会党大声叫道：“你们对人民做出许多色彩不同的应答时，你们带着轻视与耻笑的意味对他们说，要他们相信，凡是他们一向看成神圣的事情，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言，如信仰上帝、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家庭财产、继承遗产、收人等等——当你们把他们这类信仰全部夺走时，你们轻易地引导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重复浮士德说过的话，‘天降希望，天赐信仰，天赋忍耐……’这样的人还拥有什么呢？所拥有的还不是疯狂追逐惟一能够使他感到快乐的肉欲享受么？……假如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之下，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倍倍尔回答说：“试图把一个疯子的行为当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当法庭尚未就谋杀皇帝事件进行审讯结案之前就决意举行政变……有一个政党是反对各种各样谋杀的，这个政党又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不依赖个人意志的，他是反对企图要归罪于自己这个政党的——凡是所有这样的企图都是自己贬低自己……取消财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要为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比较公平地分配财产。”他接着把拉萨尔与俾斯麦往来的详细事实都—一揭露出来，使整个德国为之震惊。
现在，仇恨与行贿的时代，侦探与肆行暴虐的时代，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的事情在发生，他曾向民主自由党承诺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四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附近地区实行戒严，把六十七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市的选举不合他口味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又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二百个会团，有二百五十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六百种，有几千人因此而无法谋生。倍倍尔把这许多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比得很有道理。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蹋，遭人低毁，说他们既无名誉又无法律。官吏们曾想激生骚乱……这样的杀人攻击与谋反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惨的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里与矿区里有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他们与他们的同胞相见了。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俾斯麦不停的破坏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很得意地说：“社会党的纪律就是一个铁箍，把我们的党员箍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党，使温和派与激进派都不叛党。播下这颗种子的人将来肯定会收获苦果的。我们将来总会取得胜利的。随他们凶去吧，爱怎么凶就怎么凶去吧，反正我们会获得自己利益的！他们的行为越疯狂，他们就完蛋得越快！”
四、众矢之的
当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之时，他很为他家族的幸福与兴旺而兴奋，但他却不能不悄悄地关注本阶级的其他人一眼，这班人不相信他们的阶级能够产生一个有天才的人。从法兰西回国之后，君主封他为王，他却有点恐惧。他曾决心劝阻君主不必封他为王，君主却出其不意地封了他，君主以王爵之礼待他，全体王室成员（人人都在心里反对他）都向他表示庆贺。这样，他就身不由己了。当脓特烈查理王爵责怪他忘恩负义时，他对这位军官的回答很是得体，他说：“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贵族。”
神斯麦为什么害怕皇帝授他新爵位呢？“一个小康之家的人当伯爵还是可以的，而王爵却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当得起。爵位升高了，生活水平却要下降，这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况且我曾祈望由我发起这最为古老的一系伯爵。”这两句话是俾斯麦私下里说的。威廉如愿以偿，把汉堡附近的萨克森瓦尔德赏给了你斯麦，这块封地有三万英亩，估计价值三百万元。对于俾斯麦以旧贵族自鸣得意，老皇帝既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又不能禁止他不说以自己是旧贵族为荣的话。威廉也许记得最近在凡尔赛时他自己的心境，那时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敬重自己的祖先）也曾使他害怕自己的爵位升高。
如果俾斯麦拿他主人此刻的荣耀和自己此刻所享有的荣耀相比，他会承认自己与君主一样，都被相同的疑虑而困扰着——疑虑自己阶层的同伴。巴伐利亚王与萨克森王将会容忍与他们同列的霍亨索伦一跃而从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到什么时候呢？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的贵族乡绅将会容忍原来与他们同列的申豪森的无与伦比地超升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他们不会产生争雄称霸之心么？一个由王而称帝，一个由贵族乡绅而封王，这难道不会令人由妒忌而产生政治阴谋么？至密的亲戚们爬不上去，他们不归咎于自己的平庸无能，反而抱怨运气不佳。他们的忌妒就会成为俾斯麦同一阶级的人们之所以与他不和的最深层的原因。他们以此在历史的法庭上作践他们自己。其实，他们的阶级中曾产生过这样有天才的人，他们应引以为荣才对。
政治上的仇视加重了他们的不和，甚至于决裂，这不是用好感就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保守党向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可以与俾斯麦的睿智与意志相比的，因此，他们都与他不和起来。这几个大政党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与政府的首脑分离了，但却损害了该党自身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易于与自由党合作，尽管这是他本来所不喜欢的。贵族乡绅们的举动很像一个受过丈夫虐待的太太，当她的丈夫提出返老还少的要求时，她威吓地拒绝他，使他不得不转向别处寻欢作乐。当初如果她顺从了他，就会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1868年间，俾斯麦就曾警告过他的党说不久的将来就必须依赖与他的党不和的党人们的帮助，如其不然，政府就得采取措施，就得同人家联合，反对宪法……“这样就会变成脆弱的联合内阁。”罗恩自己就是一个死硬的保守党、曾经发表过不满的言论，说“有几个保守党人的嫉妒与满怀恶意的骄矜，这个党最终必将明白今天这一个党的见解与目的，与冲突时代大相径庭。保守党必须变成一个保守的进步党，必须抛弃只愿当一种障碍的想法。”
现在，和他们同列的俾斯麦伯爵已经变成一位王爵和独裁者，分裂也就加剧了。俾斯麦说：“走开，我要你们的领地。”俾斯麦在上文说的奋斗之后很久，在他的纪事中说阿尼姆与戈尔茨是二等对头。他说：三等对头包括“我自己的阶级的人们，他们因为我打破了有土地的贵族的平等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大多是波兰人的，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假如我是从乡绅地位而做了宰相，他们还会饶了我，但是，我封了王爵，虽然并非我所愿，他们就不会饶过我了。我作了‘大人’原不是出乎正常情况可以达到的，但是我现在变成了‘殿下’逗号，招致了极其尖刻的批评……假如我们的态度是应该遭人批评的，我还比较容易忍受我从前的朋友们与同一阶级的人们派我的不是。”他判断他自己阶级的心境，所生的内心深处的见解是恰如其分的。一远在1872年，有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乡绅写道：“我们要把俾斯麦的权力搞得很小很小，他将来要从一个老实的波美拉尼亚的乡绅手上吃饭！”
麻烦缘于教会之争，路德派虔敬党衷心拥护教皇。因为俾斯麦与菲尔绍联手反对教会，他们就疑心俾斯麦是无神主义派。你斯麦要保护自己不得不在台上说他所不惯于说的好话，以帮助“耶稣教的信徒，是这次斗争的最关键最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得救，有密切关系。”这次对俾斯麦的攻击，最苛刻的并不是上了年纪的人们。当那个老手格拉赫说“什斯麦待我很不好，但我还是一样地爱他”时，我们是在听来自良心的音乐。森弗特皮尔萨赫也是另一个虔敬派爱护俾斯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