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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想他的儿子。他在凡尔赛同时办两件事：一面管理瓦森家事，一面管理普鲁士国事。他发一封信给夫人，随后发电吩咐迟些再送，因为他知道她已经离开赖安菲尔。他怕他的夫人拆开看后，再给牧师看，这样就极有可能传到报界。他在这信里问夫人孩子们是否有充足的暖内衣。他的儿子们奋勇打仗，早已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铁十字宝星，现在却还未得到。他很不高兴，却很小心地不时向君主说起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好转了，俾斯麦送他的儿子一把好刀，他很小心地防范，不要他的儿子再赴前线——这是罗恩提议他防范的，因为罗恩的儿子阵亡了。有一天在葛拉维洛，俾斯麦同君主在一起，因为他晓得他的儿子们都在奋战中。那时候我们听说他面色怎样不好，又听说“他俯着身子向前，他那向来不动声色的脸现在却脸色大变”时，我们敢说他催促和平的政治欲望因为其为人父的感情有所增加而增加。
他被多层潜力所逼迫，他要对全部事务负责。他的神经为此痛苦；他的部下因为他的神经质也要遭受痛苦。一次有一个人把他的批语用铅笔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先用墨水填写，然后送去印。于是他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你们怎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这里不是用来玩耍取乐的，你们在我困难时不帮我，却逼我发狂，你们选的时候不对，任何人很难居于我的地位。”吃饭时，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一个男爵插他的话，他很严肃地说：“一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别人不该插话。你要说话等我说完了再说。”阿比肯也对俾斯麦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事是必须告诉他的。有人告诉他，他却不留心听，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经常不回答，或者就是答非所问；我对他说话，他不理，他只想对我说话，他往往是这样做的。”同时俾斯麦倒以为人家误会他，厌恶他。他对他的夫人诉苦说：“讨厌与怨恨的寒冷沼泽怎样慢慢越过了我的心头。我交不到新朋友，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从上头来的寒气增加，帝王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也免不了。……我渴望与你在一起，与你一起同住乡下。”
他在大营里惟有与外人交涉时表现得很谨慎。他对一位美国军长说，自少年以来，他一向是趋于“共和主义”的。但是他偏离了这条道路——德意志的进步尚不足以建成一个共和国。他屡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他从报社记者中掏出的新闻往往多过报人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新自由报》的一个代表在布赫尔那里，他就出其不意地找了过去。这个记者是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于1848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六年监禁。这就是一个他所要争取过来的对头。从前未见过这个人，他第一步就是装作认得他。他随即说：“我们俩同岁，但你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多了。”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告诉你养生之道的一种妙法，你只需要在监牢里呆上六年！”
俾斯麦听到这两句话，觉得很有趣。他很和气地问他的各个亲戚，随后他说：“你我都在颇为相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的自由主义作派使我的家庭陷人恐慌，这一点我与你是相同的；我很早就因为要统一德意志而产生激情，却因为1848年诸位领袖的无才使我产生厌烦之情，这与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是比较激烈的，党派的色彩由于所持的态度就显得混乱了。况且一个人绝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这是你晓得的。一一你该知道命运怎样摆布人，与此同时的诸多原因会使你被监禁，却使我达到我今日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了这番话很诧异。他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是多么神妙的方法。他欢迎科文是一个同类的贵族少爷，又提及他们少年时诸多相同的地方，说及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是多么巧妙啊！俾斯麦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与同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可以分为穿武官服的人和穿制服的两种，分官员和王公。只有法兰西的官员还多少能同他说得来。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晓得众人痛恨一个人犹如他们痛恨俾斯麦那样强烈，他现在要全力以赴地实行他自己的诸多想法。”他同参谋部尤其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思负义实在可恨，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帝国的议会里竭力为他们办事！在我最初提倡打仗的时候，我是诚心从陆军利益考虑的，但是我回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政客。等到我第二个预算案出来时，他们就知道了，那个预算案里头没有‘铁’了！”后来他说及陆军的“抵制”；军人们竭力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等俾斯麦睡着了才开会讨论。《泰晤士报》的访问事件，罗素在关于军人们的计划与作为方面，所得的消息大多比他丰富，是他消息的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亲朋密友非常谨慎！很留意什么人会当众或私下告诉他秘密消息。军长们也在警惕地监视他，仿佛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位宰相，但是他的一部分计划却决定于军事行动。为什么军人们这么固执不让他得到消息呢？原因之一是他们嫉妒他的权力。原因之M 是俾斯麦自己太专制，总要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要求的势力多于军队的领袖们，这真是怪事！”
他原想使他们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君主同样要和军长们一样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可军长不仅仅在军事上，也在政事上劝说君主。由于他的专制与傲骨，他惯于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全部事情的习性使他极力避免这样的孤立。军人们对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表示不满。他想当众贬斥这些军人：“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而打仗依靠的是普通的士兵们。我们之所以取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身强体壮，有耐性，有毅力。如果麦克马洪所统领的是普鲁士军队，而阿文斯利本所统帅的是法兰西的军队，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非普鲁士。”吃饭时他责怪斯泰因麦兹与阿文斯利本。他请攸连堡到营中，说：“是否我们可以在穿制服的人中间找到一个臭味相投者。”有一次他在一个温度高的屋中，感到难受，于是他对瓦尔德塞发牢骚说：“他们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行动都不让我知道。有许多与我有关的事，我也是偶然才听说的。”当俾斯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两眼越变越大，脸上渗出大滴的汗珠，他正在吸很浓的雪茄，从空酒瓶上可以得知他喝酒喝得很凶。
他毫不留情地对赫因罗厄王爵说，虽然色当战役后，陆军的举动无一不是错的。“我不是一个富有智谋的人，但是战略我明白得很，我们应在阿尔良集中兵力，在那里候敌来攻。但我们却并未这样做，反而傻得不知所以地向巴黎开进。我抗议，但人们听毛奇的却不肯听理性的话语。”因为当围攻巴黎时，最与俾斯麦作对的就是毛奇，他们意见不合已有好几年，但最后都得到了渲泄。
俾斯麦和毛奇年轻时，面貌大相径庭。俾斯麦通常注重的是肌肉、体质、意志；而毛奇注重的是骨头，轮廓，思想。俾斯麦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信中满纸都是骄傲自负和自我解剖。毛奇在自传里这样描写自己：“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一张淡白而极有神气的脸，他的态度显得很雅。他像一条很深的河，河表虽然平静，但水底则是不停前行的暗流，惟有遇着巨石阻碍才会化为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无一刻不动，即使在少年，也已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呼啸。
毛奇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和蔼的，适度的，宁静的。他寡言，不容易发牢骚。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宁愿在局外旁观而不愿介人局内。当他人局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一边玩游戏，一边睡觉，看书，总是心平气和的。他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不喜欢逛森林，无论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接枝，他都事必躬亲。他无儿女，常为他人着想，而不用仆人。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好译外国诗。假如我们把他的性情全部翻过来，那就是神斯麦的影子。
毛奇没有国籍，他可以算一个德意志人，如同波拿巴是一个法兰西人一样。他出生在德意志，他的父亲是丹麦人，那时毛奇不过五岁；当毛奇再到德意志时，恰好是一位二十二岁的丹麦小军官。四十年后他带兵打丹麦却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丹麦的时候曾一度发誓保护丹麦的英雄、军旗、军队，现在他也承担一部分责任。毛奇在军队里是名专家，俾斯麦完全是靠人格获得尊严，所以在这一层上毛奇能够证明他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可以胜过俾斯麦；俾斯麦却难以证明他放枪打德意志人是应该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他的攻击路线，都是在先有所考虑的。俾斯麦却不然。
毛奇喜欢旅行，在国外旅行了好几年；当他四十岁时了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她很年轻，足够作他的女儿。无论他的面貌性格、生活状态都不像德意志人。假如他碰巧变作俄国陆军的军官，他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如同在他西里西亚的庄园一样，他很早就打算用国家赏他的钱来置这所房产了。他若是在俄罗斯，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哪国都可以适用）当然会使他出头露面，技压群雄。
他的属性与行为，是这样和谐，又是这样中和，这样缄默，俾斯麦与他格格不人甚于他与俾斯麦格格不人。他们只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彼此极其不相信对方。
毛奇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过这样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们相见时从不说一句好话。与罗恩不同，罗恩对他们往往说好话。今天他们两个要合伙办事，冲突的机会更多了。在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请疲倦的俾斯麦下马，同他一起坐马车。当他们走开时，军人们很热心地冲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真没想到。”毛奇不言，过了几天，毛奇笑谈了这件事。
十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不听他的话，“更加像一只鸳鸟”；别的人并不这样说，他们说，毛奇“几乎像一个姑娘”。
当辩论是否应进攻巴黎时，那时“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家与阔夫人们”认为与其用进攻使巴黎投降，不如断绝粮道；当过了几个星期后，巴黎来的报告只是说“无消息”——俾斯麦开始发抖，如同在尼科尔斯堡一样，恐怕中立国干预。此时他对毛奇大发雷霆，毛奇曾说过，若是把大市镇围住，用不着打，就会投降的。
这个理想，后来被大战略家抛弃了，俾斯麦于是发怒了，他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与毛奇很不满意，他很激烈地说：“他隐瞒着不告诉我，对我极无礼……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他们这样蔑视我，我不能再忍受了。他们这样对我，使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不然我会被活活气死的。我常反对包围巴黎，认为那是大错而特错。我所喜欢的是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是个病人而不再是个危险人。……君主不肯听我的话。战事初始，我是一个君主党，当战事告终，我再也不作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啦。倘若接连停止用兵，我带着我的马夫往德国边界去了。”同时毛奇也对太子说不满意俾斯麦的话，他说：“俾斯麦既要判决文事又要判决武事，不听专家的话。况且俾斯麦伯爵问参谋部的几句话是关于秘密战略的问题，我有几次不肯答复。我是君主的军事顾问，我不能让我自己被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所束缚，与我的目的相背离。”
到了十二月中，俾斯麦用他最喜欢的办法罢工，整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让一个记者知道他们两个多么不和，并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他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时才露面。太子于是请二人吃饭，作和事佬。脏特烈有好几次从中插嘴以指导座席上的谈话应该趋于平静，因为此时俾斯麦正乘机批评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
在大本营中，使俾斯麦绝望的，除诸军长之外还有诸王公。开战之后八天，他长篇累续地写信给他的夫人：“这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