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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格森因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爱国的宏论，而名声鹊起。他要在法兰西面前显示德意志民族的势力，他很特意地说明他要与俾斯麦携手。他最后还说：“普鲁士政府是不是决定，一如帝国议会所一致向往的，永远与普鲁士的联盟诸邦一起共同保护卢森堡大公与其余的邦国联合，尤其是保护普鲁士占据卢森堡炮台的权利？”这不过是一句外交辞令式的问话，因为继续说出来的是惊动所有政党的一句宣言。俾斯麦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他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演说。今天他可以变为众人喜欢的人，这是很容易的事，他只要说一些与国家的体面有关的话，所有的议员就会包围住他，那些话就是关于战争。然而他却不肯这样办，他敢在人心激愤的议会面前扮演一个小心谨慎而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人：“我既要顾全法兰西民族的感情，又要郑重考虑普鲁士政府与一个邻近大国的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所以我不回答其对于君主政府而发的洁问。”随即他令人惊愕地保持沉默。“君主政府，并无理由忖度关于那块土地的命运将来如何解决，相反的事实是政府无法知晓这一切，即不能确定现在是否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机。”
当天晚上荷兰国王知道这篇演说的腔调后，立即取消签署出卖卢森堡的契约，此时正值拿破仑三世身体欠安，便很恐怖缩回手去，欧洲各国的内阁议论纷纷，如同一个被捣的蜂窝那样闹来闹去，密码电报随便打，侵犯的计划都订好了。后来沙皇国提议召集一个会议（这一向是他解决为难问题的办法）。在伦敦会议上，宣布卢森堡保持中立，奉命把许多炮台都毁为平地。巴黎方面说这件事是普鲁士败退；柏林方面反过来说是法兰西败退。祸是惹出来了，双方很不高兴。三年后两国终于交手。
从此以后，拿破仑三世就成了俾斯麦的仇敌。他再次觉得上了当，他开始很努力地同佛罗伦萨、维也纳商量条款。这三国都不喜欢普鲁士，就亲密起来。从1867年至1874年，当朝的大臣们每月提心吊胆，参谋部加紧筹划——如同在1914年战前一样。上文所说的冲突结束之后，许多人为制造的怨恨的苗头，从巴黎蔓延出去，越过了边界。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因为总体上说来在对和平的热爱上，法兰西民族并不比德意志民族略逊一筹，惟有到了这个时候，俾斯麦才把口号传给德意志报界。报纸必要“更生气，更恐吓，更冒犯……我们必须要把手枪放在衣袋里，手指放在扳机上，很小心地察看令我们犯疑的邻居的双手；我们必需使我们的邻居晓得，只要他一旦越过边界，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响扳机。”
俾斯麦对法兰西采用这样锋利的手段，实在是件新鲜事。从前他唯有对奥地利才说过这样的话，上文所引的话，是他给他的次长的训条，底下还写道：“你们好像全睡着了！”我们从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俾斯麦睡不着，在那里生气。
自从与卢森堡进行许多交涉时起，俾斯麦就预感战争迫在眉睫。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三世的不稳地位必将引起战争，也许在两年之内就要发生；同时他对另一个客人揭示他欢喜战争的基本动机，他说：“要大多数的德意志人作更广大的联合，只能用武力达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共同的危险。”随后他又换另外一种理由，他同他的朋友柯雪林私谈，描述上一次战事所遗留在他心中的可怕印象，有两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假使普鲁士打败法兰西，到底有什么效果？假使我们得了阿尔萨斯，我们还得保守这块地方，还要永远占据斯特拉斯堡。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法兰西总会寻找新的联盟——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这两句话既简约又预测了未来。
十四、大权在握
俾斯麦说道：“当我以辞职恐吓的时候，老头子首先呜咽流泪，说道，‘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怎么办呀？”这是神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他自然另有用意，那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此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我的主人虽晓得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认为只要教育好了他的长子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悍斯麦曾在一封私信中说自己看不起所有的部长，只看得起罗恩。君主与俾斯麦矛盾冲突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漠的。
俾斯麦虽与君主相处甚久，然而君主却很难与俾斯麦相知，俾斯麦强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于是驯服了那个惟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起初他虽然是驮君主的一匹马，现在却变为骑马的人。谈到七周之战，他有好多理由，“那时候我很卖力，用靴子夹，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悍斯麦常用他的方法，表演他那半悲半喜的子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在1869年初，那一次，他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要挟，他疑心乌泽多姆可以当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的惟一遗憾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陛下要我办的所有事……我要用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我负责的事情，即使我用尽我的精力，还要陛下体谅我，减轻我的各种负担；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需要陛下对我的绝对信任，但还得让我自己行动。我的灰心是被环境造成的，就是说，为公事而择人是要很慎重的，我为国办事而进行了许多奋斗，因此令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又为那些有权力的人所不悦……陛下要原谅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为陛下着想……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的身体会像老王那样。我本不该让陛下论公事时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番话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一件事知道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面对数次罢工他躲着不出来。后来他呈递这封信，在信中他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客观的理由是因为威廉偏听偏信，干预他（俾斯麦），使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死去的，如同老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你怎么可能让我答应你的要求呢？我的最大欢乐就是与你共处，你怎样能因一件事与我意见不合，就随意提出辞职，……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列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想离开我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终于被抛在江心了。君主要兔了他的秘密会友之职，是很难为情的。乌泽多姆丢了官俸，君主解私囊给予赔补。君主原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就是你也不会盼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所说的秘密话。”君主说，他也觉得同他一样的疲劳，问他是否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在三千万人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陛下这样，这无须证明。若是一位大臣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俾斯麦现在与太子相处得还好。这一次胜仗缓和了他们两个人的冲突。腓特烈的自由派亲信敦克尔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未采用；民族自由党们正在追逐大臣席位，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的脾气更大，更骄矜，借在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像是用“同他开玩笑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看你的大志好像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俾斯麦却很郑重地回答她：“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按照我的家风，我要做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一位君主不同，不必被迫用银盘子供食。也许我个人信念将不会被全部继承。我虽然并不猜度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多君主会绝种的。假使没有君主出来，下一代可以变成共和。”这是三个意思，每个都象一杆长矛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全无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这样的天才的显露是一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从此以后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从此以后，人人都把俾斯麦所说的话记载下来。舒尔茨1848年原是一个革命党，逃避到美国办过许多事业，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到柏林来，是一位美国军长，他满肚子都是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能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当他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为其折服。“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显得精神饱满，那有趣的俏皮话，他的大笑（有时候他引人大笑，有时却很厉害地讽刺人），他由诙谐又过渡到深远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事。他的直冲而出的腔调显示出他的霸道人格。”俾斯麦请舒尔茨明日共进晚宴，其他客人都是让人讨厌的，等到其他客人散去之后，神斯麦留住他，现在俾斯麦很和气地问他许多话，包括关于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有许多外交家特有的本领，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有一次阅操，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他说道：“我觉得生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破裂了……我的额后没有脑子，只剩下一团浆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忠君的医生。他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曾用他们的势力反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就会属于在易北河左岸的一部分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一一但这正与事实相反。
有一次一个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他，他装作是一个民主党，谈强迫征兵的好处，他说：“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我被迫扛起了枪，有时我不得不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当一个种田人说他曾经也与乡绅们地位相当时，就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军队里既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需要亲自动手做事。”他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要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他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但他并未在干草上睡过，惟一经历是他在出门打猎时，出于玩闹睡过。
那时候罗恩曾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灵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用这个法子使同事们甘心于自欺欺人，这使我看见难过。他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要让别人明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缩手，他所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的，为世人所讪笑。这一点他看得不错；试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句话问的话表达了罗恩心中深深的忧虑，罗恩见到他自己用符咒所请出来的神，心中十分不安。
俾斯麦一方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是这样），一面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效果对他采取相应的政策至关重要。他不好名，所以他认为名声是一件最可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当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个将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河马”。他把头衔与徽章当作是可笑的东西。在他的公文里他删去几种惯用的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的时候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未到？”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派一个轻批人做宰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缓带滑到地上，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人家替他挂起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耐烦，指着一位王公说道：”徽章大级带是应该这人披的，我想他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