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我们如同在一座古代石像四周走了一遭并仔细察看一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封信就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一个有名的外交家。
有人也曾以辞职来麻烦这位眼光犀利的长官。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也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他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而申请辞职。俾斯麦回信说道：“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要求辞职的批准皇与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申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贻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这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人吗？这就是善于诱人人圈套的俾斯麦。
他在对待他的对头——自由党们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对他们有时说些藐视的话，有时说挖苦的话。俾斯麦同所有的19世纪的独裁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他打算违背宪法从而使陆军得利，他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特意做了种种无意义的细微的区别。他私下里也定会发笑的。有一件事是宪法里头不相符的三个内容，他就没法乘机而人，在这其中查找漏洞。在1848年，他曾经愤怒地亲眼看见被推倒的专制国家，如今又被建立起来了。他在议会上很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利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将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权是在公理之上的”——当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俾斯麦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然而他却不会那么傻，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并没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指出一件事实而已。”
俾斯麦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使他如同身处悬崖峭壁边上。随即他为上院布置通过毫不更改的预算，下院于是宣称这个议案是不合乎宪法的。俾斯麦站了起来，请议员们下午三点钟到宫里来。在宫里他对议员们宣称，君主已决定实行改革，于是解散了议会。所有的普鲁士报纸都为之哗然。有的要求对宰相应加以权力上的限制，保守党们认为还不如免了他的职务。议会解散后，只剩余十一个人，柏林人戏称，这么少的人真可以将他们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过了六个月，又召开会议，这一次俾斯麦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当下报馆的议论与演说冲突得更为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俾斯麦的，他说：“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这令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施勒策写道：”那时，他讲话时还略带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互相联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
现在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国（四年前的今天出生了一位储君，这是一件很让人注意的巧合的事情）尚未奉行它的使命，并不预备只作你们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他说这话是在回月27日，他所说的储君就是君王的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过了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胜过那些在议院里与他相对抗的人们。我们要在后来的五十年历史中寻找凭据——如同在今天看已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一切都已成往事。从前欧洲所致力去建立的功业，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记载在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之内，所要求的不过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也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就如同俾斯麦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才干是有的，不过却无从事外交的本事。”这帮自由党昨天还是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之下，并且国家同学识的积累增长是分道扬镇的，因此最初自然是缺少历练的。自由党的人们是有一定才干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只可惜不是实干家，又缺乏创造性。这帮理想家们常常是坐在椅子上用两只眼睛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能用更加深速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现在，尝试着用以往的策略来对付现在发生的一切。
进步党中以菲尔绍最有意味，他比俾斯麦年少几岁，外表文弱，生长于中下层的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中。他勤奋好学，少年时比俾斯麦更有大志，同俾斯麦一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拿他三十岁时所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信作个比较。（这两封信都是讨论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大博士、有名的科学研究家却比不上那位闲散的。虚无的、什么事都不想做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是很空泛的，充满了妄想，也有些鲁莽的意味；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思想全都是经过细致地盘算而得出来的。菲尔绍多次对他父亲说他有一种感觉，但却往往将这些感觉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所渴望的全都是感觉。他所自信的那些很强的感觉，却接连不断地被那些无法付诸实施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所扫荡一空，被某些潮流的东西卷走。“我是一个科学家，自然从属于共和党；因为要按自然律例所限定的诸多要求和人性的要求做事，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里才有实行的可能。”少年俾斯麦的信却是言之有物的，有甄别，信中常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文笔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全是临时的口头之语，由于他的官职起见，他答应不做那些在政治上捣乱的事，如同1849年3 月间，俾斯麦剃去了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乎情理。这两个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变成半路出家的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等的地主，而菲尔绍却已经是一个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况且菲尔绍还是一个少年医士的时候就已因发表过多场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名声在外。此后悍斯麦从国家内部情形出发研究政治有十五年之久，菲尔绍却潜心研究纤维病理学；后者虽有些政治上的天赋，却最终败给了一个了解欧洲国情的人，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他们俩人时常在议会里辩论不休，彼此都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徒劳的。当两个极赋天才的人却为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在极力地糟踏自己与国人的时候，真让人难以理喻他们到底是怎么啦？
俾斯麦说道：“现在有一个人略微知晓一点解剖学，正面对听众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他在政治上对方才作演说的那个成员表示同情，私下里也与其人友好相处。然而对于解剖学，他却没有那位议员懂得多。在这些听众面前，这个演说家（辞令之妙也不如方才那位议员）可以很自信地说出几句关于解剖学的话。这个议员本来就是一位解剖学方面的专家，自然听得出这个演说家哪些地方说出了破绽，但是他要驳斥这许多破绽，是否只有在那些同样极为了解解剖学的听众面前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说道：“我但愿宰相能够获得那些欧洲的许多外交家们都极为看重的很高贵的地位，如同我在我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策是无定规的，有人称他根本就毫无政策……他可不晓得什么是民族政策，关于民族政策他一无所知。”
俾斯麦反唇相讥：“我承认这位议员在他那领域中获得的地位，我也承认就此事而论他确实要胜过我。但当这位议员一旦抛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且在未受过任何历练的情况下来侵犯我的领域时，我就要告诉他，就政治而论，他的见解我是并不看重的。诸位先生，我在想如果非让我说出口的话月p 么我说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我并非讲夸口的话（众人大笑）。这位议员说我不懂得民族政治，我且将这民族二字删掉，反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据我看来，这位议员是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知识的。”
这两人的唇枪舌战如同两个戏子在化妆间里争吵，各人夸各人是如何如何地重要，是如何如何地受众人的欢迎。没有什么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小气和斤斤计较的。有一次菲尔绍对他人说，他认为宰相说的话是靠不住的，俾斯麦听说后勃然大怒，非要与其决斗，菲尔绍写信告诉俾斯麦说不想与他决斗，这一次的主动挑战是俾斯麦少年时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发作，这时他已经有五十岁了。
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得心应手的做事时，建立起来的功业就更令人称道。西姆松这样评价他说：“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月B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俾斯麦说：“我大可不必对雅好与正当这两个问题讨论。”
他就是常常运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那些对头们，但是当他一旦要动用国家这个利器时，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阅历的人，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一些势力的因素来解决。俾斯麦认为冲突的最好结果就是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或者说是不再去想二十五年前所渴望得到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像他那样的自信和他那样的把持政权，其实是一个独裁者的属性。所以当他在后来约有几十年的立宪政府的时候，他觉得不如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间做起事来那样顺手。凡是与民众权利有关的事他都是毫无顾忌的；他觉得同从前的猎熊一样，不晓得什么是危险。在“这样沉闷的国中如同普鲁士一般”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他很为自身暗暗庆幸。
参政们的仇人们现在开始报仇了，从前没有哪一个政府元首像他那样在用人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都被罢免。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除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报馆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得多。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他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种种罪状，责令让其永远禁止出版。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以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人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让他这样做的，这样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也只有同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她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并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足以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来说，俾斯麦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
四、奥地利受挫
整个德意志看见普鲁士国内的冲突都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冲突却使政府的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的一些小邦们主要让议员们辩驳预算。博斯特将在萨克森，为民族之战而任由民间举行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