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间，这种政策虽几经变幻，但亲俄趋势却丝毫未变，而且只有这件事是永恒不变的。就在快到暮年时，在他所说的如上文所引的故事中，他接连不断地说出他所受的潜在的影响力“来自俄国的魄力与强毅，使它能与欧洲其它国家匹敌，原因就在于此。”
他在俄国所享受的舒心安泰，却被两件不幸的事所搅扰，这是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一到俄都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位使馆秘书。这人虽不过是个二等秘书，然而他在前任手下却是掌握一切的。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有好几天他总是与俾斯麦在一起谈话、吸烟。但是当俾斯麦要求自己口述让他手写一件很长的公文时，这位秘书却说：“别人口述，然后让我手写一件公文，这其实并不是我的份内之事。”这位施勒策既不是一个天才，又非政治家。然而他却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极好的官吏，他很聪明，又出自文学世家，只不过比俾斯麦小两岁。他与俾斯麦有两点相同，一是胆量，二是自重。所以他是不肯让人将他当作一部机器来支使，他在俾斯麦手下做事，却以俾斯麦也具有的骄傲来反击俾斯麦。
俾斯麦一向不习惯处于这种地位，他该怎么办呢？以前他从未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他在心里也许很敬重施勒策。但是他的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哲学，只有一个专制家的特色，他是无法容忍这件事就这样过去。随后，俾斯麦再也没找过施勒策做什么事情，而是另找了一位随员来写文书，俾斯麦“好像一位土耳其总督”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几天，他请那位秘书来写密码，特意挑了个晚上不工作的时间。施勒策迟了一个小时才来，看见他的上司已经同一位随员办事；上司冷冷地接待了他。于是施勒策就同俾斯麦说了几句话，还说上司是不会喜欢听这样坦诚的话。两日后，有一道沙皇谕旨未封口便从大使馆发出，要施勒策副署：“我要施勒策每天十一点钟来见我，讨论日行公事。”施勒策见后立即赶来，很严肃也很骄傲地问：“今天办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俾斯麦有些不安地说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遇到公事时我才要你过来。”
俾斯麦是决心同施勒策闹定了，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有耐性。他们俩人还是一如继往地工作，“但我总没有好面孔来对他。……我从未与这种人共事过！这是让人很难受的，但是与其让步，莫如忍耐。”他们不断通过信件发泄自己的愤怒。俾斯麦写信给宰相说：“施勒策根本不看重自己的职务，他的无礼让人惊讶。”在柏林总部，他们都很看重这位秘书，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施勒策也在日记与书信内发表他的观点，事过一个星期后，他写道：“我在这样刻薄的上司手下受尽折磨，他认为别人都是懦弱之辈，他常常将阴谋藏在暗处，有时也会突如其来地恐吓你。他什么人也不信，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很舒心的。……我尽可能的不同他交手办事……因为一个人必要常张牙舞爪一番，不然他就会站不住了。把柠檬计挤出来然后将柠檬扔掉，这就是他的政策。”他随后又说道，这里有许多阴谋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背后，就是那个魁梧的打手俾斯麦！……我同他讲话是很率直的，他却要与我决斗。至今，他在外交使团中并无任何进步。”
“三个星期后，我每次到‘土耳其总督’的屋里时，我总是对自己说道，‘不要示弱，要让他攻其不备！’他总是想上演和解的喜剧，然而我却不想！我虽然知道他有着推倒一切的能力，虽然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本事，我可以称他为‘当家人’，我却不想听这些话。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不公。”
过了一个月，“这个‘土耳其总督’近日总在轻轻地弹弦，调子很悠扬也很好听，我却还是离他远远的。但是他已经改变了，开始在背后恭维我……不再随意乱改我的稿子。他病了一个星期，这场病使他变得温和了许多。”不久以后，应上司的要求，一位卡罗依王爵来使馆做事。不久他就露出本色来，并不能胜任工作，而且令人笑话。于是俾斯麦最喜欢的就是：同这个人开玩笑。我却不同这人开任何玩笑，对这一位上司不表示任何友谊的举动。他请我吃中饭，我拒绝了。他屡次请我吸雪茄，我也拒绝。其实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惧他三分，所以他才对我极为恼怒。“
六个月后，俾斯麦病得很重，已经离开使馆很久了，施勒策写信给他的姨妹说道：“全是‘土耳其总督’的错，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来为难我，我只是不想告诉你。”二月间，俾斯麦为家具和仆人之事写信给他，因为别人办不了这两件事。“‘土耳其总督’就是这样为了吃酸苹果而给我写私信。……我的回信也是极为客气，两次都应他所求的给他办妥。”同时俾斯麦写信给他柏林的长官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只有说恭维施勒策的活，起初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如今是完全改变了。”他说这话距他们初次见面已有一年时间了。
再过六个月，转而到了夏天，施勒策写道：“我同俾斯麦相处得非常好。我在柏林听到他在外交场合中说我的好话。我又听说当他身体不好公事又不太顺手时，有人对他讲我的坏话，最初他讲了我好多坏话，如今却都很诚恳地收回他所说的话，我们俩现在相处非常愉快，他在政治上简直是个魔鬼，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几天，他又写道：“我每天都同俾斯麦一起吃大餐，这都是他特地约好的。他就是政治的化身，没有一件事不激励他、促使他采取一些行动。他要在柏林化无秩序为秩序，但却不晓得应该怎样人手。……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常自相矛盾。”俾斯麦到俄都的两年后，写信给柏林，说不要那个无能的卡罗依王爵，而换施勒策当一等秘书。在他未发这封信前，他特意先让施勒策看。而信里说：“当上司的人是很难与施勒策相处的，最初我与他也有一段极为尴尬的时光，但是他办公事认真、负责，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前对他的看法。”
俾斯麦一生只有一次碰到过如此独立的属员，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以后也从未与那些骄横的属员议和过。这两个人最初彼此讨厌，却又不得不赞叹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伟大之处。俾斯麦称赞施勒策非常有办事能力，施勒策称赞他的上司是个天才，后来二人为此惺惺相惜。只是在这之前，这两人都有贵族的傲骨，彼此不肯在资格或地位之前屈服，只可以拜倒在天才与骨气之下。这两个人既然都是天才之人，又都是有着坚强的傲骨，所以他们谁也没输，都是胜者。
七、转折点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神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工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努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1860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人到自由党与对1848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一一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店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