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俾斯麦二十三岁的时候，尚无这种宪法，所以他不肯投身于官界。现在关键的时刻已到，俾斯麦怎能不努力争取？如果他能在柏林的议会占据一个席位，那么他一定会在马格德堡有一个席位，有发言权。就是这种前程将他引出波美拉尼亚，指引他在武士议会担任职务。由于年纪最轻，他那个阶层只派他当议会的替身代表，只是在遇到有缺席的情况下他方能出席。
他现在坐在申豪森家里，研究着诸代表出席的初次家庭式的会议。在他的心里和脑海中，他在激动地想像着这些事情。在柏林，那些代表们的资格都比他老，而且身体结实，使他找不到展露头角的机会。他只好另想办法，找机会拉一个下来。于是他抗议说：“有一位男爵，才当了省长（借用），不该又作议会代表。”他的老前辈们听了，耸耸肩，反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波美拉尼亚？”俾斯麦听后大怒，一气之下跑去探望他的未婚妻。随后，对这件事就不再那么耿耿于怀，再谈起来也只是付之一笑，不久便辞职离去。
随后（到底机会来了！），有一位在柏林的萨克森武士得了病，俾斯麦便耍了一些手段，最终顶了他的职，进了议会。这是发生在1847年，时年他三十二岁。
在柏林议会，从莱茵河到默麦尔，各省都有代表。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然而在议会中，最有知识的人们的主张却不是在普鲁士而是德意志。所有能放眼未来的人都渴望自由主义，渴望将诸邦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德意志帝国。国王现在也似乎有这样的意向，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他父亲所痛恨的，尽管有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作后盾。在这个联合议会中，共有五百名议员，其中保守派只有七十人，在这七十个人中，却无一个主张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觉得自己很是孤立无援，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愿意附和君主之意，但是依他个人意见，他从少年以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哪一个党派他都无法真心附和。在他的本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骄傲、胆识和愤怒，如今孤立的状况使得这一切都受到煽动。在第三次会议上，有议员提议发起一个农业银行，由国家担保。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俾斯麦作了第一次演讲，反对保守派，替政府辩护。这次演说极富进攻性，同时攻击两方面。他很瞧不起他们，他写信给未婚妻：“演说家肚子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却胆敢乱说一气，真是怪事。他们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许多无用的话，还不知羞耻地自鸣得意。……议会之事如此触动我，这真让我出乎意料。”他又说：“我对政治如此激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当俾斯麦处在热恋中时，他已经抛弃了的怀疑主义，如今更要抛弃啦。他以绝无仅有的热忱关注着一些人和事。他现在为什么如此激动？并不是因为辩论的有关问题，因为他并不太顾及农民，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较为有利的四处借钱的条件。他认为考虑普鲁士是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考虑德意志是更不可能的。之所以让他激动的是，他终于人了“战场”，在议会中他可以大规模的‘作战“。当他快要出门赴会时，他屡次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很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打仗。“从前，俾斯麦的傲慢表现在他瞧不起人上，如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要不就是在决斗中。他的傲慢却未曾遭遇对手。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异常丰富的知识。他太过于骄傲，不肯做官，他太过于自由，不愿作一名军人。他所管辖的不过是些农民。他有许多才能，这使他没有费多少力便当上了领袖，却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他并不努力要实行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就是要大胆说话，大胆做事，该拔刀出鞘时会毫不犹豫。
他的第一次长篇演说就是在他所出席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那一日，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这样描绘他：“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身材魁伟，两肩很宽，他长着贵族的脸庞却不是精雕细琢，脸上线条流畅。他的脸色红润，浑身都是气力，显得极为健康，他的脸的下半部多肉，似乎带着一股挖苦人的神情。他的鼻子长得不好。他的双目之上是柔和的双眉，额头很宽。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过舒服日子的人，但是如果细看就会察觉，他是一个自信、有着操纵欲望的人。”这一段描写虽不免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所润色，却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对他较好的印象。然而这位见证人却忽略了一点，这个时候的俾斯麦与其后数十年相比，说话总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凡是听到过俾斯麦说话的人都对此表示认可。他的语调有些尖，声音温和，话语有些半吞半吐。
有一位自由派贵族在议会上发言说，“1813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非是怨恨拿破仑。因为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形一定会胜过今天，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是以人民为根基的。”这两句话中，他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思想，认为自由之战是国人为求得自由而发起的，而1813年之战是为民众政治而战斗。俾斯麦奋起反驳，表面看来他的反驳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冲动，实际上他是早已预谋好的（草稿至今还有），他说道：“1813年的民众举动，理由和动机早已昭然若揭，还用有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岂不是很可笑的吗？所谓理由和动机，没有别的，就是帮人在我国驻兵，使我们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是哪个国家遭受这种羞辱，都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在羞辱我们国家的体面。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他不解释自己为何要挥拳反击，反而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第三者。这合乎情理吗？”
俾斯麦的这一番反驳并没有得到他的朋友们的支持。他的满腔热情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为之前讲话的那个人并没有讲什么大不了的事，是本不应招来他的这番斥责的。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弟们，甚至包括保守党的一部分人听到俾斯麦的这番驳斥后，无不忿恨不已。有人答复他说，当有人激励人民奋起抗争时，并不是忌恨国家，而是爱国。俾斯麦只是年纪太轻，不晓得这件事罢了。俾斯麦认定这人将来必定是一个敌人！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吵的太凶啦，议长请众人安静。”然而众人却丝毫不予理会，这位最年轻的议员非常气愤，掉过脸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在那里读了起来，直到人们安静下来。他又第一个站起来，说道：“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却也无能为力。但是今天在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后，却不再遗憾了。因为你们说普鲁士之所以变作奴隶，并不是外国人要你这么做，而是自己想作奴隶。”
他的这番话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实在让人费解。”俾斯麦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你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布兰肯堡说道：“在这里吮过血的狮子，不久就会换个腔调大吼了。”此时尚为少年历史学家的济伯尔，在报上撰写文章批评俾斯麦的演说，说维新与自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别。
济伯尔批评的很正确，所有的批评家包括布兰肯堡在内都是这样认为。但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没有哪一人能理解俾斯麦为什么要这么做，为自己制造这么大的一个笑柄。事实上，理由就在于，凡是天才，在他与群众第一次相遇时，常常与人们发生冲突。他预备好他的演说辞，毫无疑问地说明他没有把握。他确实难以理解当代的法律，所以才激起他的朋友们反对他。另外还有一点，在于他的愤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愤恨法兰西的人，相形之下指向反对法兰西的人少一些。他在议会中尚属无名之辈，然而却胆敢在议员们争吵之际第二次登台演讲，这足以说明他瞧不起这班人。在这次斗争中，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道：“昨天我说了几句话，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我的浪潮，这几句话确实有些语意欠清晰之处，是关于1813年人民战争的性质一事。我的这几句话很是打击了与我同党派的几个议员的虚荣心，自然使他们全力反对我。他们很痛恨我，也许因为我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骂我年轻，还骂我一些别的话。”
他写给乔安娜的信，柔情蜜意虽不比从前的减少，却渐渐有了仅仅向她汇报情况的趋势。当她得了重病时，他虽也为她祈祷，却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本答应她圣诞节回来看她，然而圣诞节到他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只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一张决议票就可以将一些国家大事全翻过来……议会与你相隔不过一百几十英里，我却不能回来看你，我实在是有难处。你们女人真是奇怪，同你们见面说要比写信说效果好的多。在赖安菲尔，我是个闲人，只有结婚后，我们才能如你我所愿的住在一起。”
才订婚没几个月，俾斯麦给未婚妻写信已严然是一个丈夫的口吻，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不久，他就露出大男子的面孔，他的意志别人是不可违背的。俾斯麦平生第一次爱惜时光，说他是一个闲散人。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将有些事情看的很要紧，他说，政治可以使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们不顾一切地制造谣言使我发怒。”沉缅于政治的俾斯麦不久却又怀念起田园般的农村和他的乔安娜。在他做了两个星期的议员后，告诉乔安娜说，他对政治极感兴趣，政治使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信中他写道：“假使我能拥着你，带你到远处的森林里打猎，休息时我们呆在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我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你秀美的脸庞。我无时无刻地不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越来越厌倦政治的无休止争斗……假如我能够只同你在一起，这就是我越得不到的就会越渴望得到。”
我们在这段话里又看见他自相矛盾的特性。在他尚未体味到政治的滋味时，他对她的未婚妻说，他要闯人社会。现在，他已进入议会中，却渴望能在森林中打猎，充分体味大自然带给他的放松。他的性情很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让他满意，他总是游移不定，像一个四处游荡的闲人。
十、当选议员
当时在位的普鲁士王是盼特烈威廉四世，他是一个不喜安静、爱慕虚荣、性情不稳定的君主。他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其实不过扮演了战场上一个小丑的把戏。他是一个浪漫且头脑不太清醒的热心人，他妄想自己一登上王位就会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同时会推进东边诸列强与法国的利益，与神圣联盟携手，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当他装出一副崇尚自由的样子，履行他的父亲曾答应过国人的条件，在召开第一次议会时说：“你们将来必定会毁了全局！”当他应当放手给人民权力时，却一次次地故意错过各种机会。他根本不懂现代人的精神，既执拗又骄矜，相信自己肯定能当一个专制的君主。他已被发现有精神病的征兆，不久人人都知道他得了这种病，可惜国人却无法不让他当君主。二十年后才正式宣布他是个疯子。他将一件利器交给人民，当人民敢运用这件利器时，他却掉过头来恐吓人民。他一面说“我很欢迎你们”，同时却禁止人近前。他说：“有许多事只需要君主知道即可。”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很难找出一个人，要比俾斯麦还要与这位君主合不来。虽然这样说，在1847年俾斯麦还是常常出入宫廷。当哈斐尔出巡时，他也同往。“在复活节前，我们去探望朋友，只有宫里的人很敷衍我。”那些贵族子弟们恭维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国王却不便恭维，恐怕别人怀疑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他知道俾斯麦至今仍然是非常独立的。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君主的两位顾问，其中一位是军长，另一位是主席（两兄弟对整个世界都比较了解），他们也是俾斯麦的顾问。他们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路德维希是一个虔信派，曾在塔登家里见过俾斯麦，很喜欢他。路德维希根据君主的示意，给了俾斯麦许多演说的资料。
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