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寻找办法来从对方的代价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与对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毁灭对方。在50年代，他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了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动手修改“犯人两难”游戏。在多伊奇式的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想法在两种选择中选一个好的答案来增加想象中的总数——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作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选择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时选择A或者B。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作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了A，我们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选了B，我就会输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了Y，而他选了A，我就会赢回10美元，而他也就会输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就都输9美元。”而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就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来的“犯人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当两个玩家都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然后两人都赢9美元。如果随便哪一方不信任对方，或者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对方情况如何，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而对方也会输掉相应数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回相应数量，或者，也有可能与对方一起共同输掉9美元。
多伊奇对这些情形作了一些变更，这样，学生志愿者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以刺激和测验在一系列实际情形中的效果。为了诱发合作动机，他告诉一些志愿者说：“你们得考虑你们是合作者。你们对伙伴的好处和对自己的好处一样关心。”为了诱发个人动机，他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你们惟一的动机是尽力多赢。你们对对方是输是赢没有任何兴趣。这不是竞争型游戏。”最后，为了诱发一种竞争气氛，他再告诉另外的一些人说：“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尽量为自己多赢，而且还得比对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赚钱而不是赔钱，可是，你还想要超过其他的人。”
通常，玩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时同时作出了选择，可是，有时候，多伊奇会让第一个玩家选择，然后把他的选择传递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也就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另外一些时候，一个或者两个玩家都允许在听说对方的选择后改变自己的选择。还有些时候，双方都可以传递纸条，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比如：“我会合作，因此希望你也合作。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能赢。”
如多伊奇所假设的一样，当玩家们倾向于考虑对方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动作（他们选择X和A），因而整体来说结果都很好，哪怕有一方可能会成为大输家，如果对方欺骗了他的话。可是，当要求他们尽量多赢，并胜过对方时，大家通常都假定另外一方也是极力想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去赢他，因而所做的选择就只考虑自己，使对方多输，或者两方都输。
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哪怕是在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时，也可能发生对彼此的相互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情形必须具有下述特点：它们会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这就是比如这样一种情形，玩家的一方能够给对方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有规定和违规的处罚措施；或者，当一个人在作出自己的选择之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时。或者，当一方可以影响对方的结果时，其结果是，违反一项协议不是另外一方的兴趣所在。
多伊奇利用修改后的“犯人两难”游戏进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播种的工作。它引发其他人进行了好几百个类似研究，他们修改并变更了玩家的条件，以探索其它一些在冲突解决法中可以鼓励合作或者竞争性风格的因素。
多伊奇本人很快转移到了另一种游戏中，在这新游戏中，他和一位研究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调查威胁会怎样影响到冲突解决。许多人，在发生冲突时，都相信通过发出威胁可以诱导对方多多合作。发生争吵的配偶会发出分居或者离婚的暗示，以图改变对方的行为；管理层会警告罢工者说，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他们会关闭公司；互相发生冲突的国家会把军队调集至边境上，或者进行武器试验，以图逼迫对方让步。
在多伊奇和克劳斯的阿塞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中，有两个玩家，双方都是“卡车司机”，一方是阿塞姆公司，另一方是波尔特公司。本图代表他们会相互行动的一个世界：
时间是两个玩家要关心的根本。近路意味着利润；远路意味着赔钱。两边同时以相同的速度开车（位置会出现在控制盘上），双方都可以选择弯曲的路或者走近路。而走近路虽然是明显的好办法，可它涉及到一截单车道，一次只能过一辆车。如果双方玩家都同时选择了这条路，他们会形成面对面的塞车，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得倒车，因而赔钱。很明显，最好的路线是，他们达成协议，轮流过单行道，让双方都能获取最大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利润。
为了刺激威胁的形成，多伊奇和克劳斯让每个玩家在各自单行道的一端能够掌握路卡的控制权。谈判时，双方都可以威胁对方，说要关掉自己这端的门，除非对方同意自己的条件。这项实验在三种情况之一中可以玩20轮：双方威胁（双方都可控制路卡），单边威胁（只有阿塞姆这一方能控制路卡），没有威胁（双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交流。在第一个实验中，玩家只通过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来传达意图；在第二个实验中，他们可以与彼此谈话；在第三个实验中，他们只能在每次尝试时谈话。由于双方玩家都想尽可能多地挣钱，他们在总共20轮游戏中所挣的钱是对其解决冲突中成功与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发现如下：
——双方玩家都不能发出威胁时获得最大利润（集体而言）；在单边能威胁时稍差一些；还有，与常识看法相反的是，当每个玩家都能发出威胁时获得最少。（我们一般认为，“相互威慑”是避免核大战的办法，这个想法是不是一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代价高昂的错误判断呢？）
——自由交流丝毫无助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当双方都威胁对方的时候。如果双方都可以威胁的话，交流的义务也无济于事，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够威胁，则可能会有用。
——如果双方都接受教导，可以进行交流并给对方提出合理的提议，则他们会比在没有指点的情况下更快地达成协议。
——如果双方都可以发出威胁，在发生僵局时口头的交流会比在发生僵局前进行交流更快地导致一个有用的协议。很明显，陷入死局是一个有促进作用的经历。
——赌注越高，他们达成协议的难度就越高。
——最后，当实验由一位漂亮的女性研究助手而不是男性来主持时，双方玩家——男性大学生——会以大男子主义的方式行动，他们会更频繁地利用控制路卡，达成协议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阿塞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立即成了经典的游戏，很快为许多人所引用，并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社会科学研究AAAS奖。跟许多突破性的研究一样，它立刻也成了批评者的目标，很多人怀疑这些变量是否是以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东西为基础。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已经自行解决了。一种冲突可以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可以通过“什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样一个问题来接近它，这个概念已经被其它的许多种研究所借用，并已变成实践培训的教程。在最近几年，由师范大学的多伊奇领导的“合作及冲突解决国际中心”、哈佛法律学院的“哈佛谈判工程”及其它一些谈判中心，已经在教授谈判者以建设性方法解决争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争端存在于劳资之间、离婚及法人律师、政府官员及立法机关、师生之间、房客与房主、家庭成员之间和其它一些冲突情形中。多伊奇希望，冲突解决研究发现的许多事实，最终能够为世界大国领导人所了解。
归因
在70年代，认知失谐作为社会心理学头等课题的地位，已经被一个新课题，即归因所替代。这个词指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或者别人的行为中进行有关事件起因的推因过程。
我们的推因过程，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在我们如何思想，感觉到什么，以及如何行为方面，比起客观现实来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研究显示，我们一般将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性感和更可爱的一些特性归属于更漂亮的人而不是长得丑的人，并据此决定对他们的行为。那些把妇女较低的就业状态和付薪水平归因于她们对成功的害怕和缺乏决断魄力的人，在对待妇女时也比那些相信其原因是男性偏见、男性在工作场合一统天下和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归因的现象可在一个古老的笑话中略见一般。两个男人，一个信新教，另一个信天主教，他们看见一位牧师进了妓院。新教徒看见了证据，因而对天主教的虚伪信条抱之酸酸的一笑，而无主教信徒却骄傲地微笑起来，因为他看到一个证据，说一位牧师敢于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妓院，为的是拯救一个天主教徒行将死去的灵魂。
对于那些更喜欢严肃例子的人来说，归因可以通过早期由鲁温的两个学生泰波特和亨利·莱厄肯做的一项实验来打比。他们给不知情的志愿者分派任务，一次见一个人，让他们进行一个实验项目，进行途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他需要在场的另外两个人的帮助，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是新生。（这两人都是研究者的内线。）每位志愿者都向他们求助，结果都得到了帮助。当后来问志愿者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时，大部分人说，研究生给了他们以帮助，因为他希望帮助人，而大学生也帮了忙，那是因为他觉得非帮忙不可。这种归因不是以他们知道的任何经验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事先理解上面。
弗里茨·海德是位奥地利心理学家，他早在1927年就提出到过归因概念，可是，在许多年里，一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提议。海德很早就移民到美国了，在1958年，他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概念，海德在《个人关系中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我们的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概念，他还说，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对我们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东西产生反应。例如：如果一位妻子正试图通过不与先生讲话而使他生气，他可能会想，要么是他很担心，要么是他已经做了某件使她恼火的事情，而他的行动将会取决于不仅是她的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是他把这件事归咎于什么原因了。海德还在这些归因之间做了极有价值的区别，一是指向外部原因的归因，一是指向内部原因的归因。这比朱利安·罗特在内部和外部控制位的归因作为关键的性格特征上的重要工作早80年头。
心理学家们都觉得海德的思想很是令人激动，因为使人们进行归因的那些因素的知识会极大地增大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60年代对归因的兴趣一直不减，而到70年代时，它已经成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热门话题。
可也只是一个热门话题而已，不到形成理论的时候。的确，它是一大堆小理论，每个理论都是对一个社会心理学现象以前的某种解释以归因论的术语重新炒作一遍而已。认知失谐理论被重新解释为，一个人将自我的行为自我归因至人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和感觉应该是的样子。（如果情形逼迫我对某人作出很坏的行为，我就对自己说，这人活该如此，从而从我自己的行为归因至我对他的“真实”本性的解释。）“一脚在里”现象也是这么重新加以解释的：如果我第一次给收钱的人出了一点钱，因此第二次就多给一点，这是因为我把第一次捐赠归因于我是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等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片地区都受到了归因论者的侵袭，并为他们所占领。
比前述发现的重新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从归因研究当中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发现。一些著名的例子如下所示：
——李·罗斯和两位同事请成对的学生志愿者玩一种“测验表演游戏”。一个装提问者，另一个装竞赛者。提问的人要求拿出10个相当困难而他自己又知道答案的问题，再让竞赛者回答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