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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行为主义者也不敢苛同，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反应”机体而描述它——即只会对外部的刺激作出反应——而事实上，人类是“更为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目标、目的、意图、方案和道德价值观驱动的。）
在他自己的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开始自行设计纸笔性格特征测试。他和他的兄长心理学家弗诺矣德创造了一种比本罗伊特法和其它一些早期的测试法更为客观的测试法。为了测量他们叫做“优势压制”的东西，他们不问受试者感到如何的有优势或者如何的感到压抑，而是问他们在涉及那种特征尺度时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行为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前面去。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再也不能再等。假设这位插队的人是同一个性别的人，你经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者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待，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试过这种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作出优越或者压抑反应的人，他们在其它类似情境里多半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大多数人，”他写道：“在高位的优越感和低位的压抑感的给定的连续尺度上，都倾向于占据一个给定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好像确立了特征的真实情况，也说明一个人在类似的情境当中会作出类似的反应。如奥尔波特后来所言：
如果可以证明，一种行动通常与另一种行动相关联，那么，就有证据证明这两种行动底下有某种东西在支撑着，即某种特征……也即是，某种神经心理学上的结构，它具有将许多刺激变成在功能上互为相等的能力，还可以启动并指导相同（很有意义的前后一贯）形式的适应性和表达性的行为。
既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奥尔波特以格式塔理论找到了一个答案。每个人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层次结构的独特配置集中在一起的：在顶层是一个人的主要品质或者关键特征；在其下是一些中心特征，也即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日常的聚焦点（奥尔波特说，即是那种我们都有可能在写一封推荐信时提到的品质），最后，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大批次要特征，每种这样的次要特征都是由少数特别的刺激所引起的。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可是，它们在较大的方面都还是一致的——奥尔波特宁愿叫做“相合的”。
例如，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个人慢慢地行走，然后又看到他急急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会在判断他的时候认为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急步如飞。可是，那只是次要级别的特征行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而在纸上写较小的字而且他也照样做了，你可能会认为他富有变化本事——他也的确如此，如他在走步的时候一样。他在两种活动当中的行为显示出了可塑性，因而也就前后相合，虽然不一定是前后连贯的。
奥尔波特也用这一点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征，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出前后不连贯的表现？转瞬即逝的情绪或者“状态”经常就构成了看起来像是不连贯的东西，一种紧急的情境也许会在任何人的心中造成一种临时的焦躁状态，哪怕是平常平静如水的人。
尽管奥尔波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修正了他自己的性格理论，可是，他始终认为特征乃是性格当中最为基本和相对稳定的单位。他的特征研究在他的时代为他赢得了声名和荣誉，许多的，假如不是大多数的心理学家都认为，性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征研究的同意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一定会非常高兴。
测量性格
由于特征即不是可以看见的物体，亦不是某个具体的动作，而是个人的一些特质，研究者们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得弄清楚自己要测量的倒底是什么东西。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了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内向，自制和自足。可是，不久，他们就放开了眼界，把别的许多东西也纳入进来加以考虑了，这样一来，庞大的数量使这个领域迅速变得一团混乱了。
因为，有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者品质的词，总数达18000之多。并非所有的词都指特征：有些是观察者对另一个人的反应，而非那个人的特征（“令人敬佩”，“讨厌”），有些只指一时的状态，而非长期的特征（“局促不安”，“魂飞胆丧”），有些只是比喻（“活龙活现”，“多产的”）。尽管如此，仍然剩下4000－5O00个词是专指特征的。
有好几百种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过探索，这些方法从主观印象到实验室的试验，从心理分析解释到行为学数据。一些主要的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里面，都有大量有关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一个准备让别人来阅读的自我描述，肯定会表现出一个经过装扮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面有大量放荡淫逸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那是准备给他自己看的，而且全都用密码写的。）对一些著名人物有名的诠释都是以个人材料为基础写的，可是，口味和理论一代一代有所不同，同样的材料会形成有关写作者非常不同的形象。以这样一些材料为基础而作的性格分析有时候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而鲜有符合科学的。
面谈：这也许是最常用的性格评估方法，可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一些就业面试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可以在与接受面试者的谈话中得出很多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可其他一些人就不一定。研究证明，哪怕是有经验的面试者们，他们对同一个人可能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评价。另外，面试可以得出一些描述和解释，可并不能得出可计量的特征测量结果。这种面试最适合于辨别一个人有否明显的精神或者情感障碍，但是，在正常人当中，它作为收集一个人的个人资料、态度、回顾和其它一些细节是最为有用的，这些情况会有助于理解以其它一些方法收集到的有关这个人的更为客观的数据。
由观察者定级：研究者经常请某个人的朋友或者熟人来评定他或者她的若干具体特征。为求准确故，研究者会让被提问的人在某种特征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这个尺度表从0－5，或者0－10不等——基本上就是托马西乌斯1692年的搞法。可这个方法有许多困难之处。定级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定级风格（有些人避免极端，另一些人却非常喜欢走极端），受试者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定级还受到“光圈效应”的影响（一位在某种特征上定级定得高的受试者，倾向于在别的特征上也定出高级别）。
那么，总的来说，定级的办法被认为即不是非常可靠，也不是特别有效。（可靠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相同的结果，有效的方法测量到的正好就是要测量的东西。）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定级办法是即有效又可靠的。著名的特征心理学研究者雷蒙德·卡特尔就依靠这种方法来进行他的工作，他只采用定级者亲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的话，在一年的时间里），并在许多情境下看到受试者后得出的数据，而且每次只就一种特征定级，以避免光圈效应。这样的前提会改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又使这种方法极为昂贵，无法承担费用，也极费时间，而且除了在一个人口相当固定而且彼此看得见的院所里以外，其它的地方简直就无法进行。
……
问卷：这是目前最为通用的性格评估工具。如我们所见，这种方法很快扩展到超越了简单的自我评估范围，而成了准客观的技巧，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并问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其它早期的测试继续提出一些有关受试者的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不是可能的行为，不过，其措词的办法使受试者难以美化自我形象，如在“个人资料问卷”里一样。大多数问卷有“是／不是”或者“正确／错误”选择作为可能的答案，可有一些也包括了像“不知道”这类的中间答案。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都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他们在30年代设计的、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级问卷”（ M M PI）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它里面有550句话，其中包括：
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
我喜欢社交聚会就是为了跟别人处在一起。
我很显然缺乏自信心。
我认为自己口碑不好。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不是，”或者“？”（不肯定）。这些问题归类分成十个级别，可以测定忧郁、压抑、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失常、男女异位、偏执、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轻躁狂和社交内向。这些名字给人一种印象，即是说M M PI主要关心的是精神疾病，它的确也能测量精神疾病，可同样也能检测出正常的性格。比如，那些对“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和这个级别里的大部分其它问题都回答“不是”的人，就被称为是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的人。那些对“我喜欢社交聚会就是为了跟别人处在一起”和相关问题回答“是”的人，就被定为会社交、活泼和有雄心的人，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就被认为是谦逊、害羞和自我躲闪的人。
这些解释不是以直觉或者常识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在设计M M PI的时候，哈塞维和麦金雷把一大批问题拿到精神病院或者有精神毛病的人那里去试，再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访问他们的正常人，然后把能区分两类人群的问题留下来用作问卷。比如，用作压抑尺度的问题由受压抑和不受压抑的两类人作出不同的回答。
尽管M M PI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性格问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错误。举一个例子来说，问卷很长。再举一例，许多受试者感到，其中的许多项目如果诚实地去回答的话会过于直露，太令人不安（“很糟的词，经常是可怕的一些词会来到我的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我受到同一性别的人的强烈吸引。”）。另外，其它一些项目很明显就是针对病理学方面而来的，让正常的人也显得十分可笑或者觉得受到了侮辱。前一阵子，搞笑专家阿特·巴克沃尔德嘲笑M M PI问卷，他认为应该再加上一些问题，如：
很宽的领带是有病的迹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喜欢逗青菜玩。
我的皮鞋光亮剂用得太多。
1949年，一小组性格心理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一笔款子，用来在贝克莱的加州大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即性格评估及研究所。它原来的宗旨——它的目标后来扩大了些——是要研究出更好的性格评估方法，而在过去的40年里，它已经设计出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心理学测试办法。可是，最为知名和使用得最为广泛，而且使用至今的一种，就是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PI），它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头两年就完成了。
CPI是该所研究员及贝克莱的教授哈里森·高夫博士的工作成果，他决心使用适合正常人的材料来改善M M PI。他收集了1000个问题作为原始材料，有些是从M M PI里面抽出来的，其它一些是他自己和同事们编写的。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他测试了这些项目，先在80名研究生中试，再找医学院的80名高年级学生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总共有13000多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测试。为了评估这些项目的有效性，或者说评估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答案的有效性，高夫和他的同事们让一位作为样板的受试人由他的朋友们来定级，然后把定级的结果与受试者自己的答案进行对比，把一些不可信的东西剔除出去。
最后的CPI定稿包括480个项目（1987年版里有462个），比如：
人们常常对我期望过多。
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也很难。
我喜欢聚会，喜欢社交活动。
受试者根据每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