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①。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①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到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级的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一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确实，1952年同1933年的差异真是如同白昼之于黑夜。那时，虽然从欧洲来了一些代表，但关系最为密切的亚洲国家却没有人能来。日本的代表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则为当时尚为荷属东印度的当局所阻，如此等等。现在，亚洲极大部分地区——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国家的独立——的代表都参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讲坛上发出爽朗有力的声音。
＇中苏友好＇
中苏友好是宋庆龄一直致力的事业。在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之外，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维护这一联系。在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在1949年成立时，她任副会长（刘少奇任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
多年以来，许许多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了两位著名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举行的日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九·一八”纪念日——2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宋庆龄在受奖后的答词①中反映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并像她惯常做的那样，既回顾又前瞻：
①《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1951年9且18日），《为新中国奋斗》，第303—308页。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中国人民……曾经看见他们自己的和他们邻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战争所蹂躏。我是以这样一个民族的一分子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已经尝到解放的欢欣、全国的统一，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
她在谈到中国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个长久的世界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之后指出，由于美国在朝鲜进行战争并迫近中国边界，和平正遇到威胁。
“由于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充分表现出……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遭受威胁时的同仇敌汽，随时抗击。”
她接着赞扬中苏友谊，谴责美国自以为有权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却到处遭到抵制。她指出，许多事实证明，“美国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急切希望朝鲜战事的结束”。
她最后说；
“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依旧可以避免这可怕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赞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
她对于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是很激动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在场面很大的官式场合发表讲话时，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是非常紧张的，事后总想要通过一些随意的私下交流来轻松一下。她在这次典礼之后给本书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说，“我当时感到有点神经质，不知所措。但当这场艰苦的历程结束、别人接着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寻找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在左边那几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丽的面庞和艾培（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容光焕发的微笑——这就足够使我完全安定下来了。”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这笔奖金是10万卢布。她签收后立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①
①奖金是由苏联外贸银行于1951年9月5日开出的一张支票支付的。宋庆龄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签名，下面直行书写批示并再用中文签名。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123页。
50年代后期，她两次访苏。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后的周年纪念日），她都要拍发贺电，电文在两国报纸上都广为刊载。从1949年到1965年，她还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
她的努力使中苏友好的旗帜继续飘扬。事实上，在中苏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的时候（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及两国漫长的边界来看，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某些紧张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当时仍使双方不快的一点是：在1949年初苏联既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最后逐出国民党，也怀疑它有无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否就应该一切听从苏联的意见或者择善而从？为了避免把宋庆龄卷入这些纷争（这种情况无益有害），所以在成立中苏友协总会时，刘少奇亲自担任了会长（他可以同苏联党政的最高层打交道），而由宋庆龄为副会长。直到60年代中苏争端公开，刘自己才把这些情况向宋作了解释。①
①本书作者1987年4月24日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的谈话。
1961年，当中苏关系已很紧张的时候，宋庆龄在《中国建设》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论文①，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
①宋庆龄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人类的希望》，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外文稿发表在《中国建设》各外文版上，1961年第1期。
此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日趋尖锐。矛盾的核心是中国革命者经常最敏感的老问题——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绝不容忍外国的控制（不论是什么人）。造成这种敏感心理的历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整个斗争过程就其国际意义而言可以称之为“争取独立的百年战争”。任何人忽视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同中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但苏联政府在经过了一个以援助为主的时期之后——当时没有别人援助中国，所以中国对这种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运用多方面的压力，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它撤走专家和收回建设工程图纸，停止供应设备、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国偿还抗美援朝中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的费用，而志愿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到了这时，宋庆龄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愤慨，特别是对于发出这些号令的赫鲁晓夫。
1961年末，她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说：
“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赫鲁晓夫肯定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鲁晓夫被撵下台之后，她写道；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老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正在写自我检讨？我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是那种会认错的人。”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给本书作者（刚从外地参观工厂回来）的信上说：
“我猜想你一定听到许多有关‘老大哥’（5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到处欺骗中国的事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干出这种事来，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来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事情。”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但即使在义愤填膺的时候，新中国——以及宋庆龄——对创建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看法从未改变。在后来几年中，尽管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她每逢十月革命节仍要打电报给中苏友协的姐妹组织苏中友协（总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贺，并且每封贺电总要提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对于苏联在航天事业上的每一个成就——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后的进展——她都表示祝贺，因为她认为这些成就不仅说明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地位，也“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核武器问题上，她非常热烈地赞扬苏联1958年单方面停止大气层核试验。
而且，即使是在中苏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她仍坚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国建设》尊重事实。这一点在其他人并不总是能做到的。例如，据本书作者回忆，1966年第三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厂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