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活动绝非‘慈善事业’，它们表现出解放区倡导的那种互助精神，这种精神灌注在我们所举办的事业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却适应了当时上海黑暗反动统治的环境。在这些事业中工作的人员，有忠诚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队’成员，他们从小就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
“就是这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采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信，1948年4月13日、5月14日、7月16日。
关于儿童剧团以及宋庆龄对它的关切，任德耀的回忆提供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侧面材料。任长期担任这个剧团的团长并经常为它写剧本和担任导演。他说：
“1947年3月，宋庆龄觉得为上海的贫苦儿童光提供医疗和营养方面的服务是不够的。这些孩子愚昧无知并受反动的社会环境的蒙蔽，很需要精神食粮。所以她建议创办一个儿童剧团，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苏联看到过并得到深刻印象的儿童剧团那样。她找黄佐临帮助（黄是中国著名的戏剧革新家，以演出英国肖伯纳和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为世人瞩目），黄把我推荐给宋——我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第一个演出的戏是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所作同名童话改编的《表》，是关于苏联建国初期街头流浪儿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个苏联戏并且是一个由鲁迅翻译作品改编的戏，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民党的一次挑战。张石流任导演，我任舞台设计。我们不得不仰仗捐助来应付一切开支，使贫民区孩子们可以免费看戏——这是宋庆龄一直坚持的。
“为了挑选演员，我们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戏剧实验学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里找，后来在中福会自己办的儿童福利站里找。这不容易。在旧社会，演戏被认为是下等的职业，所以许多父母不同意让孩子演戏。
“我们还表演解放区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还有对压迫者的讽刺剧。国民党向宋庆龄直接表示不满，她就劝我们为了保证安全，停止公开演出。但我们继续关起门来排练。
“宋庆龄常来看我们的演出，有时还来看彩排。实际上，她对什么事情都非常仔细地检查，甚至于会把孩子们的衣领翻下来，看看他们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干净了。
“当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们剧团的孩子们带头欢迎解放军，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们是最早演出秧歌并且一直在偷偷排练的。他们挥舞着的旗帜、高举着的标语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难于发现的地方制作的。”①
①宋庆龄着《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载《中国福利会四十年》，辑入《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
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话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像是一个就在上海市内的‘小解放区’”。
儿童剧团得到许多中外热心人士的帮助，其中有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美国人杰拉尔德·谭宁邦，他本来是演员。
关于中福会在市区的工作，西尔维亚·坎贝尔（鲍威尔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饱含激情地说：
“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很难描述我们办的这些家庭识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费医疗的队伍、难民营。我们的群众性识字班已经吸收了2，500名儿童，成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学。我们在1948年为43，000人提供了免费医疗。
“……我们正在举办‘三毛乐园会’。三毛是一个可爱的、中国漫画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中国穷苦孩子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他现已成了一个‘小先生’，而且我们正在用他进行一次筹款活动……”（1948年4月4日宋庆龄亲自主持画家张乐平的“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取得很好成绩，会后她还专函向张表示鼓励和感谢。）
以后，人们还将看到，所有这些本地的项目在解放后都仍然继续下去，由公家拨给经费并且大大扩充了。在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的事业后来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少年宫”、规模很大的“妇幼保健院”和全国著名的“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第一座“儿童艺术剧场”。在这些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识字的孩子们中间，不少人成长为工程师、大学教育家、政府高级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军官。
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知识分子的款项，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举办中秋游园会，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国外友人支援的（如当时在纽约的史沫特莱筹集了2，500美元）。用这些款项购备寒衣、营养品（如奶粉、为众多结核病患者所需的鱼肝油等）、药品，按需要送给作家、艺术家和学术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们自己组织的团体经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负责的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叶圣陶、梅林等负责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杜国库、侯外庐等负责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还有中国木刻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社等。
在“以工代赈”方面，苏联的塔斯通讯社给了及时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进行一些文化交流项目，上海分社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罗果夫和米哈伊·亚沙明免费向中国作家或翻译家提供外文原版书，由他们从俄文或英文译成中文后付给稿费，又从海参崴运纸来印刷出版中文版（当时上海纸张缺乏）。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翻译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
音乐剧《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产物，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创作这部以中国古代传说中悲剧性人物为题材的音乐作品的是一个外国人，它的风格是中国式的而演奏的则是有各国人参加的上海市交响乐团。它的作曲兼导演阿龙·阿甫夏洛穆夫①出生在西伯利亚，从小喜欢那里的华工们从家乡带去的乐曲和戏剧。他在瑞士上了音乐学院，后来命运把他带到了中国。至今，音乐界还怀念这位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绩是呼吁中国作曲家们在学习了欧洲乐器和配器之后不要使他们的作品“西方化”（当时的时尚），而是要用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传统。他的《孟姜女》就是他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的结果。1946年3月末，这部音乐剧（编剧姜椿芳）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兰心大戏院义演两场，宋庆龄亲自到场主持，并为全体演出人员颁发纪念章。义演收入达8，000美元。
①任德耀与本书作者的谈话，1985年2月。
在战后的上海，这也是宋美龄所听的一部音乐作品，并获得很深印象。她提出愿意帮助这部作品去美国巡回演出。但这件事牵涉到一个政治问题。她坚持在赞助者名单中除掉原有的由左翼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后来的争议和谈判被形容为是一场“小型的国共谈判”，并且同样的毫无结果。
在同一期间，据说阿前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完成首次管弦乐配器。这首聂耳创作的激动人心的抗日战歌今天已成了人民共和国国歌。这真是在那个复杂的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复杂的故事。
任德耀怀着深情谈到宋庆龄“对知识分子的真正尊重，以及知识分子对她的尊敬。”
“每次她请他们来开会总是慎重其事并在请柬上亲自签名（她认为打字或油印的通知不够尊重对方）。这样一些尊重的表示常使处境艰难和贫困的文化人感动至于泪下。像白杨和赵丹等影星不怕得罪国民党大官，常回避他们的邀请，但从不拒绝她的邀请。有时她没有邀请的人也来了，使屋里变得很拥挤。
“对那些经常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她指示办事人员为他们提供新的衣服，因为——她说——在上海挤电车和公共汽车，他们自己的衣服很快就会破的。她知道我有一个小女儿，就送她一条橡胶防水裤衩作礼物。
“她总是先想到别人。这是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我们永远不应抛掉。当时，我们爱中国福利基金会，因为我们感觉到它爱我们。”①
①阿龙·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亲。雅各布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青年交响乐团的杰出指挥和领导人，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有时创作中国风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应邀来华参加并指挥纪念他父亲的音乐会，演出他父亲的作品。
（十二）面对谰言
每当宋庆龄公开表示坚决的立场，她的敌人总会像过去做过的那样，互相呼应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1946年11月，西尔维亚·坎贝尔从上海写回美国的家信中说，“在这里，也在美国，肯定在进行一场把她抹黑的运动。”
1947年底，对她的人身攻击加强了，因为国民党看到它所预期的内战的胜利正在变得渺茫起来，又因为——如西尔维亚所说——“我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正在美国进行着一场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联社发自上海的一则电讯说：
“孙逸仙夫人……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否认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所传她同前美军上尉杰拉尔德‘谭宁邦的风流韵事……谭是孙夫人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
“孙夫人的声明说，‘德鲁·皮尔逊关于我的说法是一种恶意诽谤，毫无事实根据。它的荒谬同它的恶意可以等量齐观。我相信，皮尔逊先生将会有足够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开地撤销这一不实之辞。’”
在以后一些日子里，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说，“这一阵狂潮仍在继续……它不会马上过去，因为她（宋庆龄）有那么多政治上的敌人。”西尔维亚认为，这个谣言是国民党制造出来，专门向国外散播的，想把宋庆龄抹黑，又可破坏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筹款活动。
（十三）在人民的事业即将获胜的时刻
但是，就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气候不是由国民党或美国报刊所造成，而是决定于这样一个明白的事实，即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越来越多的人想转到胜利者的一边来。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能够这样说：
“中国福利基金会终于成了社会的尖子……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看成‘开明分子’……当你正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5、6月份，基金会“仍处于社会名望的顶端”。在6月份举办的为儿童募捐的义卖会得到上海各国领事的赞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妇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来参加，甚至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也要光临。”（布立特是前美国驻苏、法大使，后来变得狂热地亲国民党。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美国天主教领导人之一、反共主义先锋。两人当时均在上海访问。）
在11月份，西尔维亚在家信中描写了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或向她送花赠礼的中外名人，势如潮涌——他们都觉得这是政治上一种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夫人，她对宋庆龄说，归根到底，“每一代都会有这一代的革命”，宋听了“差点乐得噎住”。西尔维亚还写道，宋庆龄“以最亲切的态度”对那些来送礼的国民党官员们说，“你们记住了孙先生的生日，为什么不记住他的遗教？”①
①同注36。
1947年底，美国和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曾经想从宋庆龄那里摸清中共要什么条件才会停止日趋凌厉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位“传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体的人物、宋庆龄父亲宋耀如在教会中的一位老相识。20年前，他曾为国民党试探流亡在柏林的宋庆龄（见第十章）。现在，他担负着类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他要求宋庆龄亲自陪同他参观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各种设施。宋庆龄表示难以应命，因为她的妹妹蒋夫人已先邀请她去杭州西湖旅游——这是事实，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托所信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事、曾任女青年会干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参观并向余说明了情况。
后来发现，蒋夫人的邀请同司徒雷登的请求有同样的目的。在杭州，她问宋庆龄，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庆龄回答说，她不是共产党员，不了解。很快她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把情况告诉了廖梦醒——她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信，1948年11月14日。
国民党企图利用她来摸清越来越占上风的中共的底细，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