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在这一斗争中的带头作用，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觉悟，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的人民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合作者即反动分子，在上述趋势下，日益陷于孤立。而首先表现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经过五个月严重的内战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愈发显得孤立了。”
接着是预期的形势发展；
“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地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因此，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
信的结尾同样充满深情：
“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是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这封信是由陈依范访问延安后带回的。（陈依范是宋庆龄的老战友、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位艺术家和作家，常住英国。后来他为新中国的对外新闻出版事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同陈讨论如何同英国和西欧的进步团体建立联系，以有助于她的救济工作的开展：
“在现在美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战后英政府在工党手中）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就是孤立美帝国主义分子。”
这些前景和原则对于明确宋在上海开展救济及其他工作的方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给尼赫鲁的信
她除了同欧美的友人保持联系，还同印度的尼赫鲁恢复了通讯。最近发现了一封她在1947年6月16日写给尼赫鲁的信（复写件）①。当时，中国正在重新进行全面内战；印度则在经历独立前的阵痛，包括印巴分治和民族骚乱的流血事件。她在信中表现出她那种既保持清醒又满怀信心的一贯态度。她的信上说：
①信的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2日。辑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4—365页。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两国都正面临着动荡的时代。这是一种迅速的一浪加一浪的冲击。……这也许是一种锻炼的过程。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两国人民将会对他们在未来文明中的使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具备崭新的精神。”“就我而言，我对人民所固有的正义性将永不失去信心。我在各次历史演变中一再看到人民被剥夺了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我也承认，人民受压迫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却往往是稍纵即逝。但是，我也亲眼目睹这些人民如何为争取光明、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们在忍受压迫时、在争取胜利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我感到由衷的赞佩……并使我认识到，没有一种势力——不论是天意还是人愿——都将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起……”
这封信是回复尼赫鲁托人带来的一封信的，来信可能已散失，但从当时的时局和她回信的语气来看，尼赫鲁在信中流露出他很需要鼓励。
同她一贯的作风一样，她在回信中说了这些一般的和长期的看法之后，接着就很快地转到实际的、眼前的事情；“过去你曾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发挥过作用。如果你能同样关心我们的托幼事业、作家和艺术家福利基金，以至我们在上海为贫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的工作，我们将很感激。”
下面，她又回到大事上来；
“我期待着在下一时期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能进行合作。访问印度仍然是我的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命运将如何安排，我不知道，但我将继续期望着这样的时间和机遇的到来。”
机遇确将到来，但这几乎是在十年之后——那时她是新中国的副主席，而尼赫鲁则已成为印度的总理。
（九）建立反对内战和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
在国内，宋庆龄致力于建立反对内战及内战发动者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为此，她不但发表言论，还进行各种政治的和个人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她在为争取前瞻性的团结和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往往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参与国民党的活动，有时则又加以抵制。1925—1927年，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并进时，她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27年后，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发动内战，她就不再过问国民党的任何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国民党内部有迹象显示从内战向团结抗日转变时，她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是十年来第一次。现在，国民党又回复到在外国支持下进行内战（这一次是在美国的赞助之下）的老路上去，她也再次恢复了抵制。1946年，蒋介石为了使他的政权及政策披上合法外衣，宣布年末召开“国民大会”并操纵“国大代表”的选举，她既拒绝候选，也拒绝参加。
与此同时，她加强了同所有在新形势下仍反对内战的人的团结。她的宣言和联系工作无疑地大大帮助了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的成员都是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间道路”的政团决定不参加蒋介石的“国大”以后，蒋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这些政团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在战时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分裂内战的趋向。但强行解散民盟的结果与蒋政府的愿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还处于“中立”状态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末中国进步的唯一希望是共产党的胜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对已在进行的内战，号召保持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介石已加以破坏）。它的成立大会是在香港举行的，因为在蒋统治的地区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员中不但有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资深的军事领袖如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
实际上，“民革”是聚集在宋庆龄长期高举的“进步中求团结”的旗帜之下——它也推举了她担任名誉主席。她对“民革”的成立大力赞助，但她从未以“民革名誉主席”的身份进行过活动。“民革”的主席是李济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蒋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现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当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对共产党作出团结的姿态但为后者所拒绝——后来中共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这是极左的错误。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欢迎同李济深及其他曾参与“福建事变”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锗将军，1932年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奋战抗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集团对民盟实行镇压，对国民党内资深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和冯玉祥则予以开除。镇压也好、开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趋孤立。
（十）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压榨下
内战不但使国家建设不可能进行，并且使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为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宋庆龄对人民的艰难生活一直备极关怀，她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说：
“今天黑市上1美元换750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300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8万元1磅……米1担（110磅）3，000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1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鲁信的复印件承本书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尔·查拉瓦尔德自新德里惠寄。
据一位中国史学家记载，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价已比战前上涨了300万倍，做买卖时钞票要用箩筐来装。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内战开始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上海发生了抢米风潮，因为米价已上涨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报告中不再用数字，只是说通货膨胀以“天文数字上升”，政府印钞厂连印钞票都来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12页。
就在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兑换率是金圆券1元换法币300万元，美元1元换金圆券4元。同时宣布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银、外币，由政府按官价强制收光。金圆券原定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0月1日发行额已超过100亿元，以后更如决堤洪水泛滥起来，物价随之飞涨。与美元的比价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达到了金圆券1，000万元换1美元①。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掠夺。
①司徒雷登致国务卿，1947年5月29日及1948年8月10日。见《被遗忘了的大使》（英文），第110、262页
西尔维亚·坎贝尔后续的家信①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和影响。她写道，“上一星期物价涨了一倍”、“大多数工人……都罢工了”，但政府“坐视不管，因为有钱人正靠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发大财。”
①同注30。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人不但受不到通货膨胀的损失，还从中渔利，依然过着讲排场、摆阔气的奢华生活。坎贝尔信中谈到她参加的一次婚礼和一次游园会：“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钻石和翡翠耳环！如果我们的团体（指中国福利基金会）有我在那里看到的5副钻石耳环，就足够我们办几个医院几年的费用了。”
“看到绵延好几英亩的景色宜人的草地，还有那些摆满‘尊尼’名牌陈年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餐桌，真是大开眼界！”
（十一）在上海为妇女、儿童、贫苦知识分子和未来而工作
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运送医药供应品去解放区的工作实际上已无法继续进行（除非通过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上海本市——为挤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工作。有些项目是为那里的妇孺提供医疗保健，另外一些项目则为年纪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儿童提供识字教育和有意义的文娱活动，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输入他们的小小心灵。还向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援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还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们提供食品、衣服和药品外，在可能条件下还为他们安排工作，包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剧团——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写作和演出儿童剧。
为妇女和儿童举办的项目，宋庆龄都积极参与并经常到现场去访问。这些项目都办得节约、有效。它们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属板搭盖成的活动房屋里进行的，这些活动房屋原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设计制作的，后来作为剩余物资处理或赠给“联总”等救济团体。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很少，但都有着为人民眼务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产党人——当然这个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否则便会送命。许多人是志愿前来帮助工作的。多年后，宋庆龄总结这段时间在上海的工作：
“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一些别的文化福利活动。它向国民党的剥削、腐败造成的饥饿、疾病和愚昧进行斗争。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为那些无力上学的儿童举办识字班，培训小学生当他们的‘小先生’。还办了个儿童剧团，在那里孩子们既是演员又当学员。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从事创作而免除挨饿，从而也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文化专制。
“这些活动绝非‘慈善事业’，它们表现出解放区倡导的那种互助精神，这种精神灌注在我们所举办的事业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却适应了当时上海黑暗反动统治的环境。在这些事业中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