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除潘汉年外，中共中央还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去协助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在文化界），冯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人之一，曾负责安排1934年秘密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
在中国国内，国共双方还各自通过不同的中间媒介进行试探。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还派出一个使节，直接到南京会会见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探询，还不是谈判。
潘汉年受权安排真正的谈判。他带了毛泽东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写的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毛希望来在这方面能发挥关键性的铺路作用。①信的全文如下：
①此信及下文提到的信件均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66—69页。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侮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这几个人中，有开明人士如蔡元培，也有国民党政府及其亲英美路线的台柱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和孙科，甚至还有老右派理论家吴稚晖。
毛泽东这封信显示出中共完全彻底地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这条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这样，敦促宋庆龄在新形势下重新参加她早已脱离的国民党的事务的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何香凝和蔡元培，不但回顾了1925—1927年的国共合作，而且还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些信中，他敦促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内战和对外屈膝投降，改变“爱国有罪”的态度，动员所有军事力量一致抗日，恢复孙中山的纲领和政策，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团结以挽救国家。
（四）鲁迅的逝世
在这期间，也是在上海，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这位无畏的作家和散文家在中国思想界除旧布新的作用，可以同俄国的高尔基和革命前法国的伏尔泰相比。他因患肺结核病，体质很弱，但精神和意志有强大的力量，特别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他同孙中山和契河夫一样，早年学医；在革命的坚决性方面，他可以同孙中山相比，而在文字的精炼方面则可以同契可夫相比。中国青年特别热爱和敬重他，他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不限于文学方面。他以最深沉的感情撰文悼念在中国反动派屠刀下牺牲的无数青年。他无畏地公开与白色恐怖相对抗。（他曾在参加一次抗议集会时，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不打算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以犀利的讽刺，无情地撕去旧中国“吃人的社会”中种种封建伪善的假面具。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呼中国红军的奋斗所带来的黎明。他对外国和国内的法西斯（他常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极为愤恨。除了参加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对希特勒暴行的抗议外，他在《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①等杂文中都对之痛加鞭挞。在救国运动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宋庆龄曾回忆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②她把准时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优良品德。她自己努力做到，对那些所谓名人经常迟到、让“无名小卒”们苦等的作法最为痛恨。
①两文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准风月谈》。
②宋庆龄着《追忆鲁迅先生），载《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这一年的6月间，在救国运动的初期，医生就已诊断出鲁迅的病情严重。宋庆龄试图说服他接受去苏联疗养的邀请，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①
①《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48页上有此信手迹。信的日期为1936年6月5日。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她写这封信时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阑尾炎，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她是在医院里听史沫特莱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她举自己延误割治为例，接着说：“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她在信首称鲁迅为“同志”，这在她是最高贵的字眼了。
但没有人能够劝说鲁迅在祖国危难的时候离开。他逝世时年仅55岁。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成为救国运动的战斗号召。
在鲁迅去世的当天，宋庆龄就在鲁迅寓所同他的遗孀许广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学同行冯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党代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在场的还有两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禹和小说家巴金。大家决定在万国殡仪馆盛殓，在万国公墓安葬。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
一万人参加了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师、学生、妇女排成整齐的队伍，高举横幅，齐唱救亡歌曲。宋庆龄像她为雷娜·普罗梅及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词中说：
“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①
①《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原载《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出版。
她这些话同孙中山遗嘱中的话相似。这决非出于偶然，因为这是同一场战斗。
安葬后，她又跟着群众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样，她自始至终同群众在一起不仅是为了鲜明地表示她的立场，又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当局曾策划用暴力来破坏这次葬礼。①
①本段参考了黄源着《宋庆龄与鲁迅》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8—182页。
（五）救国会“七君子”案
当统一战线在许多层次逐渐形成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反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来越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之十分恼火，于11月23日凌晨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苏州关押起诉。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案。当时日本人还造谣说，救国会理事宋庆龄也被拘留。这很可能是给国民党和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一个暗示，要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词、磅礴的气势发表了一项声明①：“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①《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4—75页。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论坛》）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国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①
①吴大琨着《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26日。他当时在英文《中国呼声》工作，并经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为该刊写稿。《中国呼声》取代以前的《中国论坛》，由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六）宋庆龄和“西安事变”
这时，人民的抗日要求传播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1936年12月，在内战主要基地西安，蒋介石被他部下的两个将领强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帅”张学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时，蒋命令他“不抵抗”，现在却要他的部队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率先响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特别是在对红军作战失利而红军把俘虏待如朋友并释放回归之后——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将领杨虎城是陕西人，他不愿意使陕西省变成内战的主战场。而且，他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倒是同本省进步人士有来往，所以他跟随张一起行动。
当蒋介石在他们手中时，张、杨要求蒋也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蒋起初十分固执。如果不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事情恐怕会变得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提出，蒋如同意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就释放他。共产党人是蒋介石一直在设法消灭的对象（对周恩来的脑袋也是悬了重赏的）而且现在蒋的生死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
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