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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人民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采取这样的战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调动起来抗日，中国就有将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它的人民将遭受双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国奋力反击，那末主张国内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力量——如果它们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得最坚决、最有效——将会扩大、经受锻炼并取得领导地位。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有经验的、有远见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处地理位置要便于充当民族抗战的先锋。这个条件正在形成。中国红军在1934—1935年的长征中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因为未能保卫住在中南地区的老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但在长征后却胜利地到达了华北抗日前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途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政策上日趋成熟的结果。在党内，过去那种只起消极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倾路线逐步得到克服。对全国来说，长征的胜利显示了一条客观真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支尽管没有坦克、飞机或其他现代装备但有群众基础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拥有这一切武器但没有人民支持的敌人所粉碎的。对日抗战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能力。
共产国际在第7次大会上（1935年7—8月），由于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也从第6次大会（1928年）后的“左”倾路线转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转变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说中宣布的，他本人因为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各国的共产党人解脱了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宗派主义束缚，有了宽广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装，在反法西斯的千军万马中就能够成为前锋和核心，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宋庆龄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这一立场甚至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很久就很明确。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蒋介石的亲信和杀手组织“蓝衣社”身上，闻到了同纳粹一脉相通的气息。
不仅如此，她还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以及国内法西斯的反动暴力都是能够战胜的，因为促使它们最终失败的核心力量已经存在。她对来访的前美国驻德大使威廉·F·多德（通过在德国的亲身经历，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说，“你一定已经看到了这里的情况有多糟。但我相信会好起来。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这个希望国长征的胜利而证明是能够实现的。红军最后到达了密迩抗日前线的陕北。
1935年8月1日，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号召（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孙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孙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继表示欢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后来就有了同来自共产党新根据地的使者的个人接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救国”——这些现在成了人民群众最热烈响应的口号。
应该提到，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宋庆龄就同上海及江苏的中共组织一起筹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同意担任会长。曾在美国留学的章汉夫担任这个组织的书记（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在1933年3月8日举行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中，她提出了对日抗战的四点主张：（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二）武装人民，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①实际上，后三点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红军所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和红军除受到军事进攻和白色恐怖外，还受到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媒介都不准发表任何中共方面的信息。现在宋庆龄传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张，这可以说是从1927年武汉时期以来她同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①《宋庆龄女士演说词》原载英文《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很严重，使这个本来应是具有广泛性的爱国团体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蠢事，如公开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等，因此总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员被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由中共主持的实情亦被中外反动势力侦悉。宋庆龄除请沈钧儒律师进行交涉营救外，提出辞去会长职务。但该会的负责人并未改弦更张。当年“五一”节，又举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多人被捕，会所被查封，其后领导成员也被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只存在了两、三个月就被迫停止了。
尽管如此，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工作仍在继续。1934年4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请宋庆龄予以发表。她当即同意，并在一个月时间里成功地征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在这份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的宣言上签名。这是从两年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对抗日政策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支持。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发了历史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委员会的北平分会同北平市学生联合会起了组织者的作用。
（二）宋庆龄和1935年的学生运动
在1935年末（12月初和月中）在北平（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及全国。
斯诺夫妇当时在北平的寓所成了燕京大学青年学生商讨举行第一次游行的地点。他们回忆说，学生们很早就发了一封英文信——斯诺夫妇在文字上作了润饰——给宋庆龄，请求指导。宋回信说，“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干吧！”①
①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着《埃德加·斯诺传记》（英文）引用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着：《中国学生运动札记》（英文），第192、194页。
在这关键时刻，处于地下的中共华北局需要向中央报告有关学生运动的估价及开展救亡运动的计划。学生领袖、中共党员姚依林（到了80年代，他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为此写了一封密信给在上海的鲁迅。但鲁迅这时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就把信转给宋庆龄，因为他知道她会有办法把它送出去。实际上，在长征中以及在红军抵达陕北新根据地后，她一直能够通过无线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但这个秘密电台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设在她家里，而是在她的外国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阁楼上。艾黎是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英雄，得过很高的勋章。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工厂当督察，看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恶劣，十分痛心，又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表现，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同情，从而支持中国的革命并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
通过转信的工作，宋庆龄既直接鼓舞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又帮助它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她同广大的学生运动一同前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同党疏远。毋宁说，她是在同党内的主流一同前进，这一主流就是要使革命植根于全民族抗日要求之中，从而扩大和加深其主要基础。
抗日的要求像野火一样在全国各处燃烧起来。1936年初，乘学生运动从北平扩向全国的形势，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到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分支机构。它号召所有党派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代表会议以商讨抗敌和民主的大计。在这一运动中，宋庆龄积极参与而成为全国性的象征。
（三）帮助国共高层的初期接触
在另一层次、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权威性的周恩来传记①所证实，她在促成国共两党正式接触以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
据这本书的记载，1936年1月，她向正在积极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领导转达了国民党愿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第一个确实讯息。在莫里哀路29号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托付给董健吾——一位基督教牧师并曾是中共党员，又称“王牧师”。为了路上的安全，她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和查同行的还有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子华，乔装成他的仆人。这时中共中央总部所在的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将军的部队的包围之中，所以要去陕北，必须得张的同意。张当时在得悉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同共产党接触时，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结果是双方在当地的接触趋于频繁并在以后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作用。
2月27日，“王牧师”和他的“仆人”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都在前方，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在总部。他们把消息用电报告知毛和周。周恩来建议由中共派代表直接去南京，但同蒋介石和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的联系工作应分开进行。
中共方面决定，同南京进行谈判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抗日的联合军队。3月4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签署了一封复电，同意讨论具体问题，交由董健吾带回。还请他带去苏区的几枚特制银币和布币，作为礼物送给宋庆龄，一方面使她看到这些象征中国革命（她长期献身的事业）的实物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董确确实实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同年晚些时候，这位“王牧师”又担任了埃德加·斯诺西北苏区之行的向导，斯诺此行的结果就是写出了《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名著。
这样，宋庆龄在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帮助它们恢复面对面的接触。在一个月之内，周恩来在写给一位同中共接近的教授朋友的信中说，欢迎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当时由蒋介石、陈立夫交给他“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秘密任务）去陕北谈判。
为什么蒋介石在继续十年反共内战的同时要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呢？答案在于——据这本著作所说——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使国民党内各种力量有重新组合的趋势。30年代初期，国民党领导层中多数意见是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很少人想武装抵抗。但到1935年，由于日本不断对中国威胁并把魔掌一直伸到北平（北京）郊区，人们看到它的欲壑难填，因此潮流开始转变。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虽仍主张“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也表示和平是有极限的，号召准备抵抗和牺牲。1936年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外交三原则（中国取消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满”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要把全中国都沦为日本的附庸。正如蒋介石自己在20年后所写，“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一严酷现实，加上人民要求爱国抗日的压力，使国民党不能不在国内对共产党、在国外对苏联作出一些姿态。不管怎样勉强，它必须考虑修复同两者的联合，联俄联共本来是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大计，但后来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所破坏。
因此，在进行“剿共”的同时，蒋开始放出试探气球。1935年底，他派他的亲信、极右分子陈立夫到欧洲去探查中苏联盟抵制日本的可能性。虽然他告诫陈进行正式谈判还“为时过早”，但他进一步嘱咐陈要在回国以后同苏联驻南京大使博戈莫洛夫保持联系。
蒋还密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接触，探询是否可能进行两党谈判。王明的答复是，因为两党中央的领导都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举行。1936年5月，潘汉年被派回国担任联络工作。这位中共上海组织的资深党员是在他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到莫斯科的。①
①除潘汉年外，中共中央还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去协助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在文化界），冯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人之一，曾负责安排1934年秘密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
在中国国内，国共双方还各自通过不同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