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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庆龄在读了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左尔格的书后对本书作者这样说。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国人，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当时任左翼的《中国论坛》主编）。
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决不能归因于“阴谋”。这是由于对白色恐怖以及外国租界警方肆无忌惮地助纣为虐的普遍厌恶（后面一点使中国人更加怨恨，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或仅仅是心地正直的外国人反感）。不论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审的权利——都被视同废纸。对牛兰夫妇作出的野蛮判决（死刑）使人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吉米，这也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当时的中国进步分子中间，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使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把来自外国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担他们的危险和牺牲，现在带来这种支援的人遇难，他们就理应出来营救。（对于牛兰夫妇随身携有多国护照并有多处住所，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因为蒋介石到处抓人迫使反对他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计谋。）此外还有当时世界局势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陷入经济衰退，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一下子从大事吹嘘的繁荣跌落到普遍的贫困，到处是失业和混乱。与之相对照，苏联的景象却是在贫困和破败中迅速进行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苏联的成功即使怀疑论者也不能不看到，它显示出用另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可行的。不仅在工人和失业者中间，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阶层（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苏联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惧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人站出来担当了比资本主义更具威胁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义的最大对手。法西斯主义不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找寻出路而是使资本主义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谓“赤色危险”，实际上则摧毁一切民主并在国际上准备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约”——以后变成侵略性的“轴心”。此外，有一点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团结不够，而听信关于所谓“赤色妖怪”的宣传太多。善良的人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越来越觉得不应该惧怕同共产党人交往。相反，他们乐于把这样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作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麦克卡主义有所谓现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试图使人忘记这段历史，并再一次用“反共”来代替“反法西斯”。
（四）动员抗日——1932年的淞沪抗战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团结抗日已成为宋庆龄和全中国人民主要关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宋庆龄是在事变前一个月刚从欧洲经由东北回来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发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对宋庆龄正如对全中国一样，这里产生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蒋在下令将军队撤出东北后，又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区不驻中国军队。上海这个大都市没有“和平地”丧失而是发生了英勇的淞沪抗战，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们敢于公开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们要制造借口以便派兵实行袭击。他们要求中国驻军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就使他们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第二，中国当时在上海的驻军十九路军大多是广东人，装备很差，因为它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蒋从不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担风险），但爱国情绪高涨，誓言要以武力对抗日本的武力，并且后来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到。这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土是能够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蒋介石在军火、经费和增援部队各方面都迟迟不给这次战斗以支援，直到战局失利。于是他再次向敌人屈服。①
①任何一本关于这一时期的严肃的历史著作中都有详细叙述。埃德加·斯诺的第一部书《远东前线》（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页）有生动的第一手新闻报道。这部书比他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要早许多年，正如年轻的斯诺本人一样，没有引起注意。但他的报道才能和尖锐深刻的洞察力在书中已崭露头角。
在淞沪抗战进行期间，宋庆龄以全付精力投入后援工作。战斗开始后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亲往前线指挥部慰问①。她们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应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在杨铨（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张病床的“上海国民伤兵医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项、供应品和志愿人员——医生和护士都是无偿服务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位开明人士，他挑选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伤兵医院。这房子有一个进口在华界、另一个进口在“中立的”法租界，伤兵从前一个进口入内而医生、护士则可从后一个进口入内。手术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边。②
①何香凝不但身体强壮，精神也极坚强。她是一位中国画的画家、最喜画虎，不是因为虎的凶猛而是因为虎的力量和无畏勇气，所以她把虎转化为国民革命精神的象征。当蒋介石不敢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她送给他一条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个男子汉，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军装，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据《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载《宋庆龄选集》，第54—55页。有些材料据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医院里，帮助管理，慰问伤员。她很适宜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经验（20年代在广州她担任过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汉设立过医院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也因为她关心别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爱好（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学生前途预测”中预言她会从医入加上她的丈夫是医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医生——经常置身于战争之中。她在上海医务界还有很好的关系。她的两位表兄弟牛惠生①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内科医生，他们都帮助她并动员同事们参加工作。
①本书作者玉985年2月在上海曾会见牛息生八旬高龄的遗孀。
战事临近结束时，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①，高度赞扬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战斗。
①见注16所引宋文。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
与此相对照，她抨击政府当局回避、甚至破坏这次作战：“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
在战场内外，斗争取得了各阶层爱国民众和一些怀着崇敬心情的本地外侨（主要是和中国同事一起志愿服务的医生）的帮助。
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著名苏联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在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了《对孙夫人呼吁的回应》。他写道，援助中国是“无产阶级在一项伟大事业中团结一致的表现”。不久，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蒋介石这一行动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而不是为了促进全国左右各派力量的团结抗日。
蒋政权在阻挠了淞沪抗战之后，悍然不顾全国的愤怒抗议（爱国学生甚至痛打了议和谈判代表郭泰棋），签订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居然答应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国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①然后，这个政府转而对它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加强暴烈程度——对群众运动的警察镇压、对中国红军的军事镇压、组织新的密探和杀手团体“蓝衣社”（有意识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相呼应）。
①见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54页。
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举行起义，建立反蒋的政府，并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共产党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错误行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其他领导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
在蒋管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并扩及所有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尽管《上海停战协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趋高涨。因此，保障民权的斗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中国的革命，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
（五）继续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4月，宋庆龄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委会的邀请，并通知她当选为筹委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他人选有高尔基、罗曼·罗兰和巴比塞等）。她复电同意担任委员，但不能赴日内瓦参加大会——除非牛兰夫妇案件（她认为这是当时民权保障运动的焦点）到时得到胜利。她向上海租界报界说明道：
“……这次国际大会上的男女代表都是为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面对着他们……我不能只是说；你们正在为使中国免于被肢解而战，但正是你们的友人和同事却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监禁和死亡威胁；我对这两个政治犯的营救和对这些合法迫害的抗议现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