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新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的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的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哪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是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入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着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我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人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间，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重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的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这篇谈话中，她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利用他同孙中山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的血腥反动行径辩护。
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此事继她那篇措辞激烈的电报之后发生，更激怒了蒋的国民党。
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
在这次短暂回国期间，她打破了想把她拉进官方罗网并使她同革命隔绝的双重阴谋。在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带，她向蒋宣布，她“不属于你们的贵党”。埃格加·斯诺当时写道：
“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①
①廖梦醒着：《宋庆龄和我》，载《东方地平线》（英文），香港，1981年7月7日一期，第6页。
对于有进步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战火纷飞的红色区域没有联系，也无法接触。但是孙夫人站在什么地方，那里就矗立着正直和进步的标柱。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1929年9月24日，她所乘的邮船停靠香港。在那里，她只接见了孙中山的侍卫副官黄惠龙。黄在1918年发动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赠送给孙氏夫妇：1922年在陈炯明叛变时，冒死保卫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不论是否担任公职，宋庆龄对老朋友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
第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
宋庆龄在西欧渡过了约两年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但也曾到其他国家旅行。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所以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找不到她写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没有（尽管她是个勤于写信的人）。《宋庆龄年谱》在1930年栏内只有两行字，说她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永远不这样。
在中国朋友中，她再次会晤了邓演达，虽然见面时间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频繁，因为邓到处去旅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亚（1930年返国途中还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农村情况。
有几个月，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最亲密的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来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梦醒这时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热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会多种语言。她参加了1925年广州学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驻军机关枪的扫射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
在很久以前侨居日本时期还是个娃娃的廖承志，这时已22岁了，身体很结实，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泼诙谐，内心里严肃坚定。他有语言才能，又会画漫画和油画。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主动加人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党员。虽然年龄不大，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久经锻炼。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无故枪杀中国交涉专使蔡公时，妄图干扰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廖承志参加了学生的强烈抗议行动，因此被约并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他在汉堡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工作，曾领导在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歧视。他会说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所以他能动员外国海员来支持他们。
在政治上，这个汉堡俱乐部是许多国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员和进行联系的地点。通过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时还有人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反动恐怖统治下的国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庆龄感到家庭的温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亲热地称她“奥巴生”（日语对姨、婶、大娘的称呼）；庆龄到日本时才20岁，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毕业。现在，梦醒和承志称庆龄为“安娣”（英语对姨、婶的亲热称呼）①，而且一直到他们自己头发也灰白了，始终是这样称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时就按广东话称“叔婆”（婶婶），见《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页。——译者
梦醒曾有十年担任庆龄的秘书；在新中国，她是全国妇联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承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庆龄的经常的、受信赖的顾问。
在柏林，宋庆龄用许多空闲时间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务）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其他旅游点。
她还同廖家一起到法国（也许还有比利时和瑞士）去旅行。
梦醒曾经写过当时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经久不衰的尊重：“她问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加入……她说，成为共产党员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否认呢？’”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228—229页。胡在1926—1927年期间是四川妇联的干部，并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还担任过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她是在这里认识何香凝的。据说，她是茅盾小说《虹》女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见蒋洪斌着：《宋庆龄》，第71页）。
她脱口而出的这句答话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梦醒不承认是党员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这样呢？这里也许表示出她有一点不高兴，但她的活说明，她认为共产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正确的归宿。
把胡兰畦介绍给宋庆龄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在柏林留学。庆龄对她很友好，常帮助她。她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共的华语支部（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外国人可以被接受参加居留国的共产党，常编人特种语言支部）。按照当时的党纪，非经特准，她的党员身份不得公开，因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工作并将危及她自己和朋友们的生命安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离公生涯，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她生活严肃，待人和霭可亲，对朋友肝胆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来看何（香凝）先生，两人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前途，有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宋先生。我对她很敬重……虽然由于纪律约束，我没有把参加共产党的事告诉她，但其余的事，我们无话不谈。
“宋先生很能体贴人。她从何先生那里知道，我当时的经济有困难，就每周都买一些鸡、鱼、肉、菜来我寓所做一顿中国饭吃。她拿来的东西，几乎够我一个星期的需要。这是她有意帮助我，给我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我非常感谢她！”①
①罗兰·费尔伯教授书，见前。
宋庆龄同德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很少并且非常谨慎。她只同欧文·霍佩公开会晤。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这个组织募集资金为被监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护和物质援助，西方知识界中有许多人参加或赞助。在这个组织在柏林举行的集会上，宋庆龄会见了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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