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作为证据，他硬说李之龙曾要求他没收广州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否则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苏俄的海参崴去。）以此为藉口。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软禁。蒋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一行动把“政府首脑”汪精卫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他转道香港，去了法国）。
这样，蒋介石为自己取得了第一号实权人物的地位。在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点战术上的后退，以稳定人们的情绪。他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还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许多被免职的人实际并未复职），他又对右派进行“打击”。他知道，右派总的来说是不会反对他的，所以他除了暂时扣留了几个右派之外，把两个可能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右派头面人物许崇智（前任总司令）和胡汉民（国民党重要政客）逐出广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们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们靠拢左派的做作。
蒋介石玩弄这种两面的伎俩，大获其利。现在，两方面都觉得离不开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军权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没有人有力量把他赶走。
他的手法达到了使许多人被蒙骗的目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然肯定蒋介石是革命的。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袭击，但后来在蒋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气和地仍认为蒋是“中间偏左”。汪精卫用自己的出逃给了蒋莫大的好处。蒋得到了所有这些“成绩”，却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力量去镇压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还可以被利用来推进北伐，在北伐中他将取得全国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蒋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又由于汪精卫既已出亡，蒋介石的支持者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蒋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实行进攻、后佯装后退的战术真是执行得再顺利不过了。
这样，当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在北伐中，过去这一时期的准备工作和积聚的力量都表现出来了。国民革命军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群众宣传工作和农会的组织——这些都是通过共产党员的努力去完成的——为北伐队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主要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组织起来的各地农会还为北伐军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在北伐军继续前进后确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处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线的运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队伍担当的。到10月10日，距广州出师仅百日，革命军就占领了广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华中工商重镇武汉。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不久，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出师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广州，群众运动继续高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会议，扩大活动。在保证支持北伐的同时，工人运动对那些企图以战争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权利的计谋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中国工运的国际意识有所加强。它不仅向全世界各地工会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中国工人声援1926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中国工人虽然贫苦，仍进行了募捐；支助英国工人。
广东的农会在彭湃领导下，在1925年东征中已经显示出力量。现在，在北伐中，农会发展规模更大。仅在湖甫一省，农会会员开始时仅40万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万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万人。在相邻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农会会员原仅7万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万人。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近1，000万人。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报告中对农民运动作了分析和赞扬，并呼吁解除对农运的各种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①《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宋庆龄选集》，第13页。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后，负责支援北伐的红十字会基金事务。10月间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六）从广州到武汉：迎接挑战
11月16日，她同一批党政高级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启程赴武汉——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广州市长）、徐谦（司法部长）、陈友仁（外交部长）和鲍罗廷（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像那时广州常见的那样，各界代表高举横幅、吹奏军乐、燃放鞭炮到车站送行。车开之后，宋庆龄把她事先准备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请大家吃——她总是这样细心和想到别人的。
当时的铁路，往北只通车200公里，当晚抵达终点站韶关。从这里绕道江西到武汉的长途旅程，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乘内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个星期。①
①据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02页。
从孙中山准备北伐以来，韶关一直是北伐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气氛同广州相似。城里高悬着谴责右派的大标语，孙中山画像的两边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革命歌声飞扬。但离开韶关不久，这支旅行队伍就进入了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的农村山区，部长们仍像以往大官那样坐八人抬的大轿，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则骑驴或者步行（他们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坐轿子，轿子只用来装他们的行李人为了防备可能受到袭击，带着毛瑟枪的保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在这北伐军新收复的地区，广州的钞票还不通用，所以财政部长宋子文带了几口袋银元在路上花用。
通过大庾岭（钨矿产区），队伍进入江西省。这一带路边的小镇上，鸦片烟馆和妓院的招牌仍到处可见，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它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表示欢迎，并请这些广州来的要人讲话（鲍罗廷用英语讲话，由张太雷翻译）。
队伍继续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着赣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进行的战争和相当活跃的政治活动的遗迹。在标语口号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左派口号，如“列宁和廖仲恺的精神不死”、“工人农民要求减租、加薪、降低物价”、“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也有要求汪精卫复职的口号，因为汪仍被看作“左派”，为蒋介石所排挤。
但在江西省会南昌，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不一样。这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州党政要员们12月2日抵达后，蒋介石用微笑、宴会和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但总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员们同蒋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风景胜地庐山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
北伐军是否应暂停前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新克复的地区，还是应继续挺进？想维护和加深革命并通过群众运动来推进革命的人主张前者，而右派及蒋介石则要求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特别是占领财富集中地上海。他们这样主张完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扩大革命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同意，会议还是决定北伐战事暂时休止。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
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宋庆龄和其他先遣人员的队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为了欢迎他们，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次阅兵典礼。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适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这些活动所要显示的含义。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宋庆龄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这个委员会将在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到达武汉之前，行使党政最高权力。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广州来的先遣人员有权临时代表全体行事，也为了挫败蒋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动。
宋庆龄现在第一次处于政府的最高职位。在国民党内，她几个月前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又加入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不论是党内或政府的职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谋求的——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她从来不争名衔——而是出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这时局发展的要紧关头，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了革命，努力加强左派是她的职责。在这个领导核心小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开会直至深夜。小组的其他成员有陈友仁（外交部长）、蒋作宾（国民党资深军人和官员）、吴玉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