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志不清的社论，居然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①。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外国在华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应该同不平等条约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96页。
②引自“萨奇塔里乌斯”（H．G．W．伍德里德的笔名）着《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英文），116页。这本殖民主义著作对孙中山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无反应）已经标志着那个梦想的破灭。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从所有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完全独立（抗日战争的胜利包括在内），中日两国才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她接着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她最后说，“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页。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孙中山在神户稍获休息并得以欢叙旧情，所以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中国之前，他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①
①中文引文据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44—45页。下段孙到京书面谈话引文同。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①
①同注25，第104页。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①
①据李荣关于孙中山逝世前情况的亲历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①
①以上孙中山遗嘱、遗书中文引文均据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312—315页。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