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庆龄这一次改变环境，把她推进了一次新的危机。就在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属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在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占领了上海这个港口大城市，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陈其美的遇刺是骇人听闻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的爱国者之一。”庆龄在5月27日给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和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同陈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但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
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当了总统。真正的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棋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7月末，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到8月中，庆龄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孙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况变得好一些了。宋庆龄在1917年2月19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环龙路63号”。（环龙路即今南昌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她信上谈的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电影制片业（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业的先驱）：“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虽然她从未参与过电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电影的忠实观众中的一员，遇到有她认为优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们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们找到一起来观赏。）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写道，“我们的家里经常是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宋庆龄在4月17日写的第三封信是给梅屋先生的，因为梅屋夫人正准备动手术。在这封信里，庆龄又回到当时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来：“我想你大概知道，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这一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处皆为译文。宋庆龄的函件、文章多数用英文，本书所引用者如采自己发表的译本，皆在注释中注明，其他则为本书译者的译文。——译者
②这个“洋泾浜”的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上述《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孙告诉收信人，来信用两个信封，在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孙的。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丝毫的让步。
认为参战无益、徒然引起内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孙中山。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对，其中有总统黎元洪、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孙的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却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张勋和他部下几千官兵都蓄辫，以示对覆亡的清朝仍忠贞不渝。）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根据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协议，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内）。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袁还做了83天皇帝。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对君主制度的唾弃，比西方的法国更加彻底，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经历了几次复辟——建立帝国或王国——前后好几十年。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棋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这个国会是1912年选出的，在袁世凯倒台后重新召开。
（一）南下护法
孙中山有几个月时间在上海专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凯覆灭后，他曾经希望能够最后地从对旧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坏工作，转换成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性努力。但他再一次发现，时机尚未到来，还要进行更多的革命战斗。因此他发起了护法运动。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1912年宪章的不适当的崇敬——他自己曾说过，这部约法中他唯一完全赞同并对之负责的条款是“主权属于人民”。他维护约法是为了保护比之更为宝贵的东西，即得来不易的共和国。
他对北京的段棋瑞政府发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们临时约法》，他将建立另外一个护法政府，与之对抗。这一次，他的抗争将不像过去那样是在海外流亡中进行，而是要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这个护法的新政府。他稍后宣布，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因为篡权者段棋瑞依赖武力，所以孙中山也要谋求军事上的支持。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共7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是有关系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政治鼓动工作，通过她们去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南下的还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但这个政府从1917年年中成立，只维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点是依赖于当时控制着广州的桂系军阀，而后者所以需要孙中山和国会留在广州并不是为了国家前途，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名声好听一点，以利于割据两广，并独占烟赌两项丰厚利薮。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讽刺话：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眼里没有军政府。
不久，桂系军阀设法贿赂一部分国会议员，把孙中山那点徒有虚名的权力也剥夺了。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职回沪。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所有这几封宋庆龄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孙女小坂珠访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经久保田博子夫人协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孙中山的伟大品质在于他从不灰心。相反，他总是从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训。他对军阀的幻想破灭了，他本着“知难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根源。换句话说，革命需要理论。当然，这不是说他要放弃行动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他回到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为了表示感激，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部送给她作为礼物。后来，宋庆龄在拍照时常常把这部孙中山的手写稿捧在手中，作为她决心继续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的象征。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国老友之一朱利安·卡尔老先生（生产名牌“达勒姆公牛”烟草的百万富翁）来沪，同宋家重叙旧谊。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视卡尔如父，而且他当时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尔的投资，所以为卡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据说孙中山曾因卡尔资助革命，与庆龄在一个公开场合对他表示敬意。在为卡尔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和宋家成员一同出席，这个迹象，显示庆龄的丈夫同她娘家的不和已告冰释。
1917年11月发生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它对中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性，孙中山很快就觉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从中国革命党人为什么屡遭失败延展到了俄国革命党人又何以能够成功。1918年夏，他给莫斯科的列宁发去一封热情的英文电报（无疑是经庆龄作了文字加工的）。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于金冲及着《试论孙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关于护法运动的一节。该文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页，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过去同外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主要是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些来往，而第二国际是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但孙中山却立即热烈地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他采取这一立场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分析，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改良者。他从经验中早就认识到，中国必须先有革命，才能进行改革——和平进化是改变不了中国的。
1918年5月5日，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庆龄极度悲恸。
（二）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孙中山和庆龄迁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后来这里就一直成为他们的寓所。直到两人先后去世。这座房子由孙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得，作为孙在加拿大的追随者的礼物送给他，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唯一一座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现在是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新地名是香山路7号），原来的家具和书籍都照原样保存着。
屋里的布置简单而高雅，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这里主要是工作的场所，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屋旁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草地，他们在这里招待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