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对日本也还是有利。
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犬养毅反对1902年的英日结盟（有效期20年），并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当初把自己的住房给孙中山居住并作为秘密集会的场所，连食品、衣服和钱财都同孙不分你我，是为了使孙相信，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日本的道路、同日本在一起的道路。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备受所有列强的轻视或苛待之后，转向苏俄，使犬养毅大失所望。他在老年得到了日本最高的政治奖赏——当上了首相，但终于被刺身亡。
另外一个后来任首相的人大隈重信对孙中山也偶或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兴趣。
代表日本泛亚主义极右翼和极端扩张主义的是头山满。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一方面主张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帝国主义——像这样的混合体在其他国家也不少见。他的追随者主要来自城乡中等阶级的下层，包括出身于这些社会阶层的下级军官和军士。他强烈反对西方势力，认为它阻碍日本取得霸主的地位，因此，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想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派接触。有一段时期，他曾对孙中山进行过拉拢。
有一些关系使孙中山得以进入日本的工商金融圈内，并多次为他的革命活动筹款。只要有可能，他就为他的事业宣传，寻求支持。
孙中山在各个时期内在同外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究竟其实质是什么？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有的用赞扬的口气、有的用责备的口气——说孙中山是“亲日派”、或“亲美派”、或“亲英派”、或——到最后——“亲苏派”，也有人说他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善变，是机会主义。这些说法——特别是最后一种说法——根本是误解。作为爱国者和革命者，孙中山是始终如一的。
确实，他一直在寻求和欢迎来自那些理解并支持他的奋斗目标的外国朋友们的帮助。他常说，中国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于当年的美国——这里不存在做交易的问题，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谊。对另外一些外国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寻求支持，当然只是在他们的处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或者要求他们至少不要接济中国国内那些反动的势力。在这种时候，自然会向对方提出他们由此可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方所能提供的援助决不会超出他们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他接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确实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过不现实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国贵族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后又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但孙中山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进步、现代化的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判断。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各界人物中，有人确是想利用他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孙中山就反过来利用他们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于泛亚主义，他开始时曾鼓吹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把着重点转换了，不再强调肤色，而是强调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他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吞并就是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化，他钦佩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并大步前进。但他谴责日本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走这条路。
最后，同那些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动分子截然不同，孙中山从来没有为自己取过一分钱。他始终过着极为刻苦俭朴的生活，他是一个淳朴无私的爱国者。①
①关于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关系（从一直进步的老朋友宫崎寅藏到后来改变立场或本来就别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马里斯·詹森所着《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中有很丰富的材料，这里有许多材料就是取自该书的。詹森研究了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并行不悖的，后来却发生了对抗。他还分析了日本的泛亚主义的变化，起初主张亚洲各国互助以求解放（当时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后来变成了主张亚洲其他各国要从属和听命于日本（日本这时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到了这时，在日本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亚洲其他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之间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孙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极大部分时间以日本为他活动的基地，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几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国和西欧。1907年后，他在东南亚停留过较长时间，包括当时的法属安南（越南）、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独立的暹罗（泰国）。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他发展革命组织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员，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发动攻击，虽然屡遭失败，但都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他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的，1907—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六次起义是在河内准备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准备的。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他从香港指挥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创建了民国。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败而贬抑他的人忽视了一点，即：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推翻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主要的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短处），而这时几乎整个欧洲还都是在王朝的统治之下。这真正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尽磨难的岁月里，他曾到处遭到公开的驱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来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但在他的忠实信徒的帮助下，凭着他处险不惊的冷静头脑，他多次设法重返某些禁止他入境的地方——包括外国地方和中国本土（清廷一直悬重赏购他的首级）。上海宋耀如的家是他的“安全住所”之一。据说，1905年宋庆龄曾在家里同孙中山作了第一次相当严肃的谈话，当时她12岁，是在去美求学前三年。
1905年在东京，在中国社会发展及他自己革命实践和学习考察所得的基础上，孙中山把兴中会的健全的核心力量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目标更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它清楚地有别于那些只想通过改良来“兴中”的人。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期中，在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1898年维新运动遭到惨败。虽然年轻的光绪皇帝亲自参加，它被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轻而易举地、残酷地粉碎了。维新派的领导人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迫逃亡。皇帝本人也被幽禁。由清王朝实行立宪和改良显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第二件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淹没在血泊中。这是一次爱国的、自发而缺乏纲领的反帝武装斗争，参加者以北方农民为主。1901年列强强迫清廷签订了比过去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和约》。仅天津一个城市就有了分属于英、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八个外国租界，驻扎了其中多数国家以及美国的军队。在首都北京，列强的外交使团住在有外国军队筑垒防守的、位于市中心的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在一切事务上对清政府发号施令。中国人没有外国所发的通行证不许进入“使馆界”；在它四周一个很宽的半径范围内，所有房屋统统拆除，以便为界内守军扫清视野，只要发现有人胆敢抗击这些盘踞的外国入侵者，立即格杀毋论。除了被直接占领之外，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能受到的屈辱到了这个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了。
对这样一个对内抵制任何有利的变革、对外国势力则奴颜婢膝的王朝，无怪人民的憎恨越来越深。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新派人）通过义和团看到农民愤怒情绪的爆发，惊惶不已，而清廷则作了一些改革的姿态，以粉饰门面。孙中山决心揭露和唾弃这些虚伪的表现。他的理论很简单，并且证诸经验是反驳不了的。“1905年7月，孙中山在对东京华侨和学生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君主立宪的纲领。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一场大论战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展开，双方都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演说。最后，孙中山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为建立共和的最后胜初创造了前提条件。
①同注6。
孙中山大力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在1901—1905年期间，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更早一些时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
这个纲领比过去提过的任何一个纲领都更完整，是在同改良派的经常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形成的。这就为同盟会及其革命行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的组织也比兴中会要严密得多。兴中会只是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分部的松散联盟，每个分部都可以自行其是（如夏威夷只管筹款，香港和日本组织起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集权的同盟会中，国内各省和国外各地华侨及留学生中的支部都要服从设在东京的总部并对之负责。孙中山经黄兴提名，当选为总理，决定一切。
在会员成份上也不一样。兴中会的会员主要是祖籍华南的华侨商人和工人，还有华南各地的一些市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常常同秘密会社有关系，这些会社在地下进行反清活动已经很久。在同盟会中，虽然老的兴中会会员仍都参加，但领导成员主要是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来自全国各地。
（五）列宁的评价：革命民主主义者
同盟会的政纲现在也有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之后逐渐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学说，也是社会一经济学说，因为民生主义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内容。这一条政纲是经过很多争论才通过的。有些会员希望它只停留在纸面上。另外一些会员认为它不过是重复亨利·乔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则，即一切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权的增值（由地价提高所得的利润）应归国家所有，用于公共福利。还有一些会员则更为激进，认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认为两者（土地增值归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孙中山本人看来属于这部分人）。虽然暂时还不过是口头的主张，土地问题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在民族主义中，重点也有变化。过去所突出的是反满。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因为占全国人口极大多数的汉族被“鞑虏”（当时对满族的贬称）征服和屈辱了两百多年。但现在的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反对任何种族或类型的君主制度，并与民权主义联系起来。“中国人”这个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汉民族”。以后成立民国时，新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条色带组成，分别代表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这是中国成为共和国后的第一面国旗，也就是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宿舍中兴高采烈地挂起来的那面国旗。它象征着一个统一的二多民族的国家。
还有，民生主义不仅预示了土地改革，还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很钦慕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中国迎头赶上。但他也亲眼见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苦痛和冲突。因此，他希望中国走另外一条道路，并在那样一个较早的时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为同盟会向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总部申请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为国际的机关报写过文章。他也会见过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如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法国的让·饶勒斯（后者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刺）。①
①埃米尔·王柏威尔得（1866一1938），比利时政治家和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