堑澄幕乇�'的片面的理解，克服那种以为只有党委的声音就行了的见解，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的群众性，也就是党性。〃这些话，不仅和前面引用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话相一致，而且和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如下的话也完全一致：〃我们需要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的党外监督。〃到底是和党中央完全一致的言论有罪呢？还是反对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论有罪？
第四，这条所谓具体〃罪状〃列举苏辛涛和傅白芦在1957年5月8日到6月7日期间签发关于鸣放的报道，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这种作法是〃和省委唱对台戏〃么？答案完全相反。这不仅因为苏辛涛、傅白芦在这期间签发了关于乱鸣乱放的稿子，事先都征得周小舟的同意。周小舟的已见报的在5_月召开的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也可作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年7_月1_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还着重指出：〃在一个时期内，不登和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的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到6月7日正是这样做的。〃史实如此，到底是苏、傅在〃和省委唱对台戏〃，还是本〃罪状〃的制造者在和党中央与省委唱对台戏，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么？
第二条所谓具体〃罪状〃是：〃把省委和中央对立起来。苏辛涛认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是抽象的，矛盾是具体的。按照苏辛涛的谬论，省委不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在湖南具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领导机关，那么谁在湖南全面担负这个任务呢？这就必然是苏辛涛这个右派小集团在湖南代表中央了。苏辛涛进一步诬蔑省委只注意宣传地方，不注意宣传中央。他们企图在'宣传中央'的幌子下摆脱省委的领导。在一年多来的办报方针争论中，苏辛涛是……诬蔑省委不照中央的指示办事。……尤其恶毒的是，苏辛涛在宣扬他们的'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论调之后，紧接着说：'我们决不能再蹈东北地区报纸的覆辙'。因为东北地区的报纸曾经一度变成了宣扬叛徒高岗个人的工具。苏辛涛的这番话完全是种诬蔑。〃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三个单引号内的话，均见《统》文第二部分论述本报的〃性质〃和〃方针任务〃第五节前四段。但不是原话，原话是：
〃第一、新湖南报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之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和湖南人民的报纸。〃
〃新湖南报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之一，因此，它首先必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决议同中央的指示，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能特殊化。新湖南报既然又特殊是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报和湖南省人民的报纸，因此，它又必须根据省委的具体意图和湖南省的实际情况，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党中央指示，不能一般化〃。
〃现在，有些同志提，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不提宣传党的路线 _、政策、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记得：全国第二次宣传会议曾着重批判过东北地区报纸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我们决不能再蹈别人的覆辙。〃
〃另外，又有些同志提：我们只能以党中央的中心为中心，只能以总路线为中心，不必以省委的中心为中心，这同样是不对的。党的中心必须由各个地区具体贯彻，不然这个中心就永远都是纸上的。离开省委的意图来宣传全党的中心，这种宣传就一定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还应指出：省委的机关报如果不坚决地全面地宣传贯彻省委意图，正如只宣传省委不宣传中央一样，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问题，是关系着党报的党性问题。〃
苏辛涛的话的确包含有〃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意思。但这错了么？苏辛涛写《统》文时，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还在执行，其第24条就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所定的政策。〃党的八大制定的新党章第2_7_条也规定：〃各级党组织的报纸必须宣传中央组织、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
在一年多的争论中，本报是不是〃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确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焦点。但是，这种争论只存在于绝大多数编委和编辑部广大干部同周惠及官、孟之间。本文中〃争论的经过和焦点〃那一节，对这方面铁证如山的史实，已作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条所谓具体〃罪状〃是：〃把'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省委之间的一致是抽象的，矛盾是具体的。苏辛涛说：〃省委个别委员毕竟不等于省委。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则仍以省委的意见为意见，不要以个别省委委员的意见为意见。〃傅白芦、蔡克诚等编委的主张也和苏辛涛一样。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中摘引苏辛涛的话，见《统》文中如下一段话：〃对于省委和省委个别委员的关系也应弄清楚。省委不是抽象的，而是各个省委委员组成的。新湖南报是省委的机关报，当然要服从省委委员的领导，执行省委委员有关他所管辖的工作的宣传指示。但是，省委个别委员毕竟不等于省委。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则仍应以省委的意见为意见，不要以个别省委委员的意见为意见。〃苏辛涛的话有罪么？请看看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如下一段话吧：〃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还应指出：苏辛涛这样说，也是为了对官、孟把个别省委委员、甚至个别省委委员领导下的干部等同于省委的看法表示异议。他们在争论中一直说，1_9_5_6_年春的纯业务、纯技术的农村宣传是〃省委意图〃。但是，即使不用这年春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众多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必须以〃抓好思想发动〃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的指示相对照，只按照他们惯用的从稿件来源作辩护的方法来看，也足以证明这条所谓〃罪状〃的诬蔑性质。孟树德在1_9_5_6_年7_月的争论中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这种宣传是来自〃省委意图〃时，所举十九篇纯业务、纯技术长文，除了五篇是省委农村部送来的以外，其余十四篇，就分别由农业厅和地、县、区、乡的党政机关送来。不仅这样，孟在这次争论中还说：〃不是省委委员〃的人，只要他的工作是省委分配的，〃他的意见也就应该是代表省委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荒唐么？
三、关于所谓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具休〃罪状〃与事实。
在这部分所谓具体〃罪状〃中所提到的史实，虽然作了极大的歪曲和篡改，并反复地把与省委的决议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指示相反的周惠的个人意见说成是省委的意见，但也不得不依照时间先后提到了如下一些真史：①1956年春末，编委会经过长达17小时的争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②同年5月，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按照官健平的《关于开展改进报纸工作运动的动员报告》所布置的方式之一，举办了大小两个展览会。③同年7月，按照省委指示，召开编委会展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争论告一段落后，苏辛涛按照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的要求，把他在编委会上谈过的意见，写成以《统一认识，行动起来》为题的长文。④同年11月，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开会，一致推举傅白芦、蔡克诚、李冰封、袁家式四人起草一份〃不谈过去，只谈今后〃如何改进报纸的方案（李参加一小段后就被调离报社）。⑤同年12月，我们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从周小舟口中得知，周惠在会上对我们的批评〃决不是省委的意见〃后，我们也置之不理。⑥1957年3月底，苏辛涛从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看到官健平在苏辛涛离湘之日抛出，在家编委除孟树德外皆不同意的《意见》后，觉得官健平的《意见》与这次会议的精神出入很大，也表示不同意，并请大家等他传达完会议精神后再讨论官健平的《意见》。⑦同年5月中旬末，苏辛涛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请示本报何时和如何贯彻执行这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时，周惠曾抢先提出不得批评农业生产等五项原则，但周小舟作总结时只说：要认真全面地按照中央这一指示办。事后，本报也就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党外人士鸣放的报道。⑧整风、整风鸣放两个时期和反右派开始时成立的特设办公室正副主任，也按常规，都由编委公推官健平、蔡克诚分任，并皆得到省委批准。1957年7月，周小舟奉命到青岛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未经编委和省委的讨论，周惠就把蔡免职，把蔡的副主任职务交给孟树德。⑨整风初期，按中央和省委规定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如何整风时，到会的人除官、孟外，都要求公开一年多来的争论，经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后，就印发了《争论集》第一、二两辑。⑩1957年5月底，周小舟亲自对苏辛涛说：周惠在高山乡召开的干部大会说报社的问题是〃匈牙利事件〃，他决不同意。因此，我们对周惠这一诬蔑也一直采取反对的态度。这些真史，有哪一件是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党内宗派活动〃？
还应指出的是：在争论过程中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的现象确是常见的，但不是出自我们，而是出自周惠和官、孟。这种史实，除前面介绍过的，由官、孟主管的1_9_5_6_年3_月的农村报道严重背离了当时要执行的党中央和省委文件，周惠1956年11月和1957年5月两次对我们的攻击皆被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否定，周惠在1957年5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对农村工作不许鸣放五项原则，既违反了党中央刚下发的指示，又被周小舟作总结时所否定外，仅就《争论集》所收双方的言论，特别是第二辑所收傅白芦、王秉乾、杨德嘉的《说明》来看，官、孟这种言行就还有：①官批准将1956年4月《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上报下发后，又说他本来不同意。②官在争论发生后，就把方针性的争论说成是〃人事纠纷〃，把大家不同意他和孟的报道思想的意见，说成是对他们进行〃围剿〃，使他们陷于〃孤立〃，并暗中对个别的编委进行了所谓人事〃调整〃。在争论期间，邓钧洪、李冰封先后被调离报社，柏原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苏辛涛被派往省委党校自学，显然皆与这种所谓〃调整〃有关。③官在1_9_5_6_年夏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中，两次代表编委会对干部作动员报告时，都同编委会在事前通过报告的内容唱反调。④官、孟在编委会和其他编委一致通过，要苏把《统》文的原始发言，改用编委会的名义写出来，经编委传阅、讨论、修改通过后，推举一编委用编委会的名义向下报告，以结束长期陷于自流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但事后又食言，苏把《统》文写好交官后，官不仅不让编委传阅，而且送给周惠，周惠则要唐麟长期密藏起来。⑤官的《关于去年（1956年）改进报纸工作运动所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长文，已在1957年3月苏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写好，但却秘而不宣，硬留到苏离湘之日才抛出来，要在家编委赶快传阅、讨论、通过。后来听了苏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又强行收回，不让讨论。⑥《争论集》所收双方发言，省委本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做任何改动，但官、孟却擅自改动了他们的发言。等等。
最后，还应指出：争论中的是非，在反右派中完全被颠倒后，带来的恶果，不仅使本案的蒙冤者长期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且还使本报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时断时续地受着这种被颠倒了的是非所左右。其中，把省报的使命仅仅归结为〃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特别是把个别省委委员与中央和省委决议背道而驰的意见也等同于〃省委意图〃，危害尤其严重。正如80年代初，以毛致用为首的省委一再检查过那样：在1978年，当全国报刊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宣传时，唯独本报不搞。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本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及时联系本省实际展开宣传。
争论中的是非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