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自己的国度里，死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啊？李长恭的死难道不也一样么？李长恭由响应号召提意见到开除劳教，又由劳教到判刑劳改，由劳改借抓〃三家村〃大搞文字兴罪，逼得他走上绝路，这样血淋淋的惨事，至今还令人怵目惊心。难道不应该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朝后看〃就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培养五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但这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光要别人〃不怕〃，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去受屈辱，去坐牢、去死，但为什么就不能营造这样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整个国家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让人的正常权益得到保护，不让正常人遭受杀头、坐牢、离婚、撤职、开除党籍的冤枉呢？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冤枉死去的人该有多少？又牵连到多少家属与亲人？给国家的人才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对于这些，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在保障人权的制度上有哪些问题与缺陷么？今天我们老是说人才缺乏、人才流失，如果我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来对待，那又怎么会人才辈出呢？当我想到李长恭的死，想到上述这些问题时，久久地陷入迷惘的沉思之中。
鲁迅在悼念亡友时曾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李长恭也真死得太冤枉，死得太年轻了！如今，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想起他的死，还想起廖意林大姐和蔡克诚、欧阳楠的死，想起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冤魂，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但我们又该怎么在他们淡红的血迹中继续奋然前行呢？ （写于2000年7月20日）
黄德恬胞兄黄德瑜你在哪里
我离休住深圳。2 0 0 0 年1 1 月初，我二哥德瑜的独生子选儿（曾用名黄辉选，现名张宏），在他工作的深圳特区报社收到湖南日报社罗印文同志的来信。信中说：由老社长李锐同志倡导，原新湖南报1 9 5 7 年受迫害同志正在编一本书，由当年受害者撰写文章，回忆被错误批斗情况以及随后的苦难生涯，以警示后人，期望悲剧不再重演。许多老同志在文中都提到黄德瑜同志，对他的刚毅正直，对他的悲壮抗争，无不钦敬而又扼腕叹息。请收信后写一份你父亲的简历寄来，以便在书中有所记载。
选儿1 9 4 7 年出生，跟着二嫂从沅陵到安江，1 9 5 7 年年初才从安江到长沙，当时不满十岁。十年中他们父子离多聚少，我二嫂于1 9 8 9 年7 月仙逝，四十三年后的今天要提供一份准确的简历很是为难。于是，选儿请我回忆撰写。
黄德瑜，湖南省沅陵县首善镇（今沅陵镇）人。生于1 9 2 4 年2 月。汉族。父母家中原有一间小百货铺，并有田土约八九亩，全家常有人口十人左右，口粮不够自给。兄弟姐妹女四男三，德瑜在兄弟中排二。抗战时期1 9 3 9 年8 月8 日，日本飞机轰炸沅陵城区，通街起火，一片焦土，小百货铺化为灰烬，全家迁往城郊狮子岩，搭茅屋栖身。二哥刚小学毕业，被迫辍学，为生计奔忙。
当时湖南省政府在所里（今吉首）开办湘西师资训练班，为湘西地区培训教员，二哥考入。该训练班的教师，多系江浙地区逃难来湘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此受到良好教育，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1 9 4 1 年以后，二哥先后在沅陵私立豫章小学和沅陵简师附小担任教员和教导主任。课余他坚持自学，进步甚快。他爱好写作，常有文章见报。其时有位有爱国思想、来沅陵行医的浙江难民陈祖培，在他自己的诊所门外办板报，每天一期，宣传抗日，也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因此，他们二人认识后常来往。在他们周围有了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荒地社〃的文学团体。
1 9 4 6 年7 、8 月间，二哥在简师附小任教导主任，突得校长陈士英通知，沅陵国民党县党部以异党（共产党）罪名即将抓捕他，陈促其立即离开沅陵。
我的大哥这时已考入江苏审计处，日本投降后随迁到镇江，二哥即去镇江找到大哥并在江苏公路局谋得一个办事员职位，干了两年。在这期间，他自学大量书籍报刊，思想大有提高。
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机构纷纷土崩瓦解，二哥于1 9 4 9 年4 月回到沅陵。1 9 4 9 年5 、6 月间，中共辰溪临时核心支部书记陈显荣到沅陵，联络青年，争取敌伪，建立武装，二哥经我介绍，写了入党申请和简历，由陈显荣发展，加入地下党组织。随即在沅陵三崳旨抑校沙孪匀僦鞒纸⒅泄层淞炅偈焙诵男∽椋贫擞庑卸苹９赜谡庖欢蔚募窃乜纱�1 9 4 9 年1 2 月1 6 日陈显荣同志向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涂西畴同志的汇报材料中得到证实。
不久，二哥通过关系进入沅陵县田赋粮食处当课员，《沅陵县志》〃人物篇〃中有所记载：沅陵解放前夕，黄德瑜开展了一些活动。1 9 4 9 年8 月在沅陵田赋粮食管理处任科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油印散发了解放军布告。沅陵田赋粮食处处长张净明在临近解放时逃跑，黄德瑜将传单带入办公室，安定人心，并组织职工护仓保粮，迎接解放，为解放后大军入川提供了一批军粮。他还组织张思忆等一批青年油印传单分别寄给沅陵和辰溪的伪党、政、军头面人物，散发给群众，在街头巷尾张贴。二哥还利用关系策反住沅陵城里的远亲修承浩（原四川省政务厅长、护国军秘书长，曾拒绝出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和参议，是湘西名绅）。二哥与修承浩的外孙到他家里，进入其卧室向他宣传时局形势，争取利用修在当地的名望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解放后，修当选为湖南省首届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常委。
1 9 4 9 年9 月，沅陵解放。二哥先后被委任为沅陵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沅陵县人民政府丑溪口区、太常区、北溶区、军大坪区副区长、代理区长、区长。
1 9 5 3 年4 月，二哥调黔阳群众报，任经理处主任、记者。他采写的长篇连载报道《五里洲上红旗飘》，在当地很有影响。
1 9 5 6 年二哥调长沙新湖南报社所属农民报任编辑。1 9 5 7 年7 、8 月在报社反右派运动中，他不服批判，于8 月2 2 日，身着汗衫、短裤，脚踏木板拖鞋，毅然出走。报社派人寻找，我也向公安机关报案，迄无音讯。
选儿回忆，8 月2 2 日晚饭后，他母子二人听从二哥安排，利用暑假机会到府后街的一个亲戚家走访并宿一夜。他们走出报社宿舍后门，向经武路方向走过几十米，不记得为什么事，选儿单身返回家里，进了房间，只见他爸坐在桌前，没有开电灯，记不清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二哥见选儿返回，招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他母亲。2 3 日早餐后，他母子回报社宿舍，打开房门，床上还是昨天出去时的样子，二哥的皮鞋在床前，打开抽屉，最上面有一张纸条，选儿记得最清楚的其中一句话：〃……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顿时，母子都慌了，二嫂在报社内找人，很快报社有人到家里来，问了些情况，将那张纸条拿走了。
二嫂在长沙市南郊左家塘外阿弥岭桂花树小学当教师。九月开学在即，母子二人离开了新湖南报宿舍这个家，开始相依为命地生活。那年冬天，二嫂与学校的老师都集中在北区开福寺区委党校搞反右运动，选儿被寄住在二嫂的一个家住农村的学生家里。选儿说，看着屋檐下吊挂着的冰柱，看着大雪，想起爸爸妈妈，心里好冷。
历次运动，二哥的这桩事成了讲不清楚的案子，兄弟姐妹侄儿侄女都受到影响，特别是1 9 6 6 年选儿在长沙市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学校对他的政审意见是：该生高考应不予录取。选儿上学读书的权利因受牵连而被剥夺。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对二哥的右派问题已予改正，但他仍是杳无音信。他年轻时常言，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不是为了谋求荣华富贵，想必他一定是抗争时弊，玉碎了，英年仅33岁半。
杨春云和张少锋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张少锋同志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官健平、孟树德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张少锋走了，带着屈辱，怀着怨愤走了，万般无奈，彻底绝望地走了，至今已离去四十年！人们说，岁月可使人淡忘伤痛，我说：〃不！〃岁月滔滔，可将生活遭遇的画面冲刷得支离破碎，但刻在心上的伤痕是冲不掉的，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是冲不掉的。
那是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晚。大女儿还在做作业，四岁的小儿还未睡觉，我听见街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急忙下楼，打开街门，我的问话尚未落音，人还未看清，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说：〃你到家了。〃又说：〃扶他上去吧！〃我这才看见地上坐着的人是少锋。他扶着我的手臂站了起来，说：〃走，进去。〃送他的来人没有留下姓名，没说明情况，也没接受我的邀请就走了。屋里的灯光下，我看清了少锋的样子：浮肿蜡黄的脸，失神的眼睛，狼狈的衣着。我的心顿时缩紧了：〃你怎么病成这样子？怎么不写信告诉我？〃他的回答是：〃不病成这样，他们怎么肯让我回来！〃
我发现他大便频仍，而且是脓是血，人已虚弱到躺下就紧闭眼睛，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春节，有人送来节日菜食，其中有高梁粑粑，荞麦粑粑，他根本没吃什么，只用关注的神色看着孩子们吃得有滋有味，自己显得欣慰。他原想留在家里养病，但考虑到他的病情严重，经我一再劝说，在到家的第三天，他才允许我送他上医院。那天，我在校医室借到一副带轮子的担架，独自推到市立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恶性痢疾、水肿，必须住院。谁知这一进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永远地去了！〃让我在家过完这个节吧！〃这句不愿住院，不愿离开家和孩子们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在我耳边萦绕不散，在我心里滴血。少锋啊！你怨我吗？
住院期间，少锋少言寡话。我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那浮肿的脸，浮肿且沾有脓血的手（是他自己揩屁股沾上的），和那双浮肿、冰冷、长满厚茧的脚 。他不曾向我叙说在乡下劳动改造的情况，也没问过他兄弟姊妹的情况，甚至没有呻吟叹息。我记忆中的病室，虽住满了病人，但探病的人少，空气沉闷，压抑。我给他讲孩子们的事，才引出他眼里的一点亮光，但他不要我带孩子去看他，说〃这里太脏！〃为了解决他脚冷的问题，我缝了两个棉袖筒给他包脚，又把热水袋放在两脚中间。他身上盖得够厚了，但他仍说冷，脚冷。
大概是他住院的第四天，我安排好孩子们吃晚饭，带着邻居给我的两个桔子，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我给他洗脸洗手，后来又想给他换件衣服（这时，护士已不再给他穿裤子），当我抱起他的肩部时，头刚离开枕头，他就大口喘气，摇头，我只好让他躺下。我剥桔子喂他，他只吃了一片，就说吞不下，不要我喂。这时，他已很难睁着眼和我讲话了。我默默地流着泪。旁边一位病人摇着手向我示意他不行了。我喊护士，护士说不要紧，已给他打过针了。时近午夜，我既不能留在男病房，又挂牵家里的五个孩子，就摇着他的手，叫他，希望他再跟我说话。他没睁眼，只断续地说：〃照顾好孩子！〃〃注意休息！〃，听见我说明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他强睁眼皮说了一声〃好。〃谁知道那竟是最后的诀别！深夜的小巷，街上已寂无行人，只剩下昏黄的街灯照我急行。我心乱如麻，忧急悲苦。我担心他睁开眼看不见我时心里难过，我怕他死，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