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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县革命委员会对我的去向作出决定：去县〃五·七干校〃专政班，交〃五·七〃战士监督劳动。我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一件接一件令我心痛的事相继发生：我和周谷真的微薄工资都被扣发，只发一点点基本生活费，全家生活异常艰难。我们的年仅15岁的大儿子被强制下放农村劳动，全家六口人分成三处。老母因无钱医病，加上受急受气，1968_年春节前，含泪辞世。我记得：那是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日子，道路被封，通讯受阻，周谷真只得派年仅13岁的次子，忍饥挨饿，冒着风雪前往离家30余公里外的〃五·七干校〃专政班报丧。我听讯后，强忍着悲痛到校部请假，负责人先是以〃监督劳动〃期间不能请假为由拒批，后则以〃家事有老婆料理，无须回家〃为理不批，在我再三央求和一县委负责同志的代为说情下，才准假三天。此时已是午后五时许，我匆匆领着次子直奔大儿子的插队劳动处（相距10公里），帮他请假。然后，父子三人艰难赶路，回到家里时，已是午夜，只见周谷真带着11岁的小女儿，点着一盏油灯，满脸泪痕地在躺在地下的老母遗体旁静坐着。我们父子三人一齐走近老人遗体，双膝跪下，满腹凄凉和悲愤，眼泪像潮水般涌出，大声痛哭起来。所幸有对好心的贫农夫妇（他们是与周谷真相交甚笃的学生家长）主动出面代我们料理丧事，我才得以在限期内返回〃五·七干校〃专政班。老母辞世不久，周谷真因同情和支持右派丈夫翻案而被莫名其妙地戴上阶级异已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那是1969年3月8日，又是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巧合令人终生难忘。
1969年11月，县革委会对我作出正式的处分决定：开除公职，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清晨，县〃五·七干校〃全体战士集体〃早请示〃后，干校负责人当众宣读县革委会关于我的处分决定，宣读完毕，负责人带头高喊口号，最后一句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滚出去。本来，专政班人员是没有资格参加〃五·七〃战士的各种活动的，此日，我被指名参加此次〃早请示〃活动，为的是聆听〃处分决定〃。我愤愤地遵照〃五·七干校〃负责人的指示，去县革委会办事组办理手续领取去农村劳改的介绍信。到县革委会后，接待我的革命干部（估计是一位负责的办事人员）站在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面对着站在办公楼下空坪里的我，在验明正身后，将盖有革委会大印的介绍我去农村劳改的信从楼上抛了下来，然后像避开瘟神一样，火速转过身走进他的办公室。罐子已经破了，但我决不会破罐子破摔。我抓起所谓介绍信头也不回，甩手走出县革委会的大门，挑起我的简单行装，直奔〃钦赐〃的劳改之地衡东县偏远山区的一个贫困生产队，那里年人平均口粮100公斤左右，一个劳动日价值0_。_2_元。应该感谢革命政权的照顾，在那里，我那已被开除公职由贫下中农制劳动的妻子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在等待着我，迎接着我。艰苦的磨难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刘皓宇恶 梦
今年我已年届七十，居家养老。每当黄昏之际，望着夕阳西下，归鸦阵阵，不禁浮想联翩。回顾此生，从十八岁参加革命到离休之日，工龄四十四年，却有二十二年处于受尽折磨、颠沛流离之中。在二十六岁到四十七岁这段人生的旺盛时期，我能做的事不让做，不能做的事偏要做，大好年华白白地浪费了。人生苦短，有如恶梦一场，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梦之初
1957年除夕，我正在株洲日报编辑部办公室紧张地安排58年元旦的版面，决心让报纸在新的一年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株洲日报是一张刚办不久的市委机关报，我是于57年10月从新湖南报调到这里工作的。株洲日报的领导对我委以工业报道组副组长的重任，我不但采编稿件，还协助报社制订规章制度，采购摄影器材，筹组摄影车间。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谦虚谨慎，决心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
那天上班不久，我正写一篇元旦社论，人事干部唐容尧突然找我，说：〃有一件事要找你一下。〃我问：〃不要好久吧？我这里还有好多稿子待发哩！〃他说：〃不要好久。〃我随他到隔壁会客室，刚坐下，他说：〃市委宣传部接到新湖南报的来信，要调你回去。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工作需要，一是回去检查错误。〃我一听这话，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在井里，预感到凶多吉少。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新湖南报反右斗争正在补火，已经抓出三十多个右派，还要批判右倾情绪、温情主义继续抓；我因为在鸣放中对官健平、孟树德的办报方针提过意见，受到批评，但心想已经调出，该已过关，此刻莫非又要抓回去批斗不成？至于工作需要，我这个小萝卜头，在报社不算什么，哪有已经调出又要调回的。我只好沉住气，硬着头皮说：〃有错误当然要检查嘛。〃接着问：〃什么时候走？〃他说：〃现在就走。〃这一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我来不及收拾书籍文具，回到寝室把被子一捆，便搭火车直奔长沙了。
从株洲乘火车到长沙只需一个多钟头，但我心事重重，像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旅途时间有如两年。
车到长沙，出站后我便迎着呼呼北风直奔新湖南报社。刚进大门，见墙上贴满了标语： 〃克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它！〃整个报社充满了火药味。原来认识的人已不打招呼，用冷眼斜视着我，许多好友也都不见了。到了二楼，那黑板报上斗大的标题写着：〃把隐藏在周小舟同志身边的暗探挖出来！〃〃易子明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来不及仔细观看，快步走到人事科前去报到。人事科长彭心耿总编辑官健平的老婆见我回去后冷言冷语问我：〃你的组织关系转回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那你就去转组织关系吧。〃 我正打算出去时，她又改变口气说：〃组织关系我们代你转算了。明天是元旦，休息三天，到四号，你去找孟树德同志。〃
我回到了家中，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十分高兴，问：〃这次是调回的么？〃我不能正面回答，只好〃嗯〃了一声，她说：〃调回就好，我身边有个依靠了。〃她哪里晓得儿子正处于厄运之前呢？这三天假期，我哪有心去休息，哪里也没有去，只是闷闷不乐地守在家中。
到元月四日，我走到孟树德的家中，他正在喝茶，见我去了，没有起身，慢条斯理地说：〃刘皓宇，你回来了。〃我应了一声，他接着问：〃李均、严伯嘉都划了右派，你知道吗？〃我回答：〃不知道。〃他便说：〃调你回来是这样：前段你的表现很不好，后段有所转变，你要考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向你交代政策：你的问题，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迟交代好，交代彻底比交代不彻底好。你回去先写揭发，后写检查。去吧！〃就这样几句话，我一生的命运便被他定下来了。
当时我想不通：以前，我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完全是为了把报纸办好，没有半点私心，怎么会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联在一起呢？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响应党的号召，难道错了吗？官健平来报社后，不深入实际，不钻研业务，光靠原则领导，把报纸办得死气沉沉，读者意见很大，难道也对么？自己想不通，但处于高压之下，不能不检讨，只好硬着头皮写。
一次，我碰到严伯嘉，他说：〃我们的问题严重呀！你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到追求资产阶级大民主，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狠挖灵魂一闪念上来认识。〃当时我对〃大民主〃、〃个性解放〃都不大懂，实在没有东西可写，迫不得已，只好找来《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这是一张专登新湖南报右派罪行及检查揭发的小报）一篇篇看，只要挨得点边上，就往自己头上生搬硬套。自己糊里糊涂，以为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在写检查时，报社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右派抓出了五十个以上。反右专干湛长庚连连催我快交检查，当我花了一个星期将检讨写好交上去后，只在工商部办公室开了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便把右派帽子给我戴上了。当时开会批判的人，说不出什么事实，杂乱无章地这个一句那个一句：
〃你检讨中只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既没有触及灵魂，也没有交代清楚自己是如何充当邓、苏集团的走卒的。〃
〃你平日好似积极，其实是假的，一到鸣放时期，以为时机到了，便跟着邓钧洪、苏辛涛他们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你必须交代自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你既钻到党内右派集团里面，又和党外右派集团打成一伙，你是脚踏两边船。〃
会开了不到两个钟头，主持会议的尹岳钟便宣布散会了。我以为还会要开会批判的，不料过了几天，反右斗争专刊上登出一篇所谓刘皓宇的罪行。那篇罪状，满纸东拼西凑，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扣大帽子，甚至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时报社十二个编委中八个打成了右派，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多人中划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强。连划为中右的二十多人加起来，打击面达一半以上，几乎将骨干力量全打光了。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骇人听闻的。
梦之由
在1955年，我调到新湖南报驻郴州专区记者站任记者。这一阶段，我工作积极，对当时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写了许多反映建设新气象的报道，得到了编辑部的好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还载文称：从我的报道中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谁知就在我入党之际，报社领导层在改进报纸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以大多数编委和编辑、记者为一方，根据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精神；_认为报纸应该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却坚持报纸的办报方针只要〃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便行，既不要贯彻中央的方针，也不必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思想与经验技术、中心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等关系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6年3月份，报纸上以大量的篇幅刊登长篇累牍、枯燥冗长的农业社三包定额的办社经验，如积肥挑草皮多少计多少工分，犁田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分等。这些经验既不先进，也缺乏思想内容，甚至连土产公司收购土特产的价格广告也当作新闻登在一版头条。这时多数人认为报纸宣传的应是先进经验，在宣传先进经验中应该着重宣传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不应不加选择地刊登烦琐的、不成熟的经验技术。因此在争论中和鸣放中，大家对这些稿件提出了批评。谁知这些稿件是官健平从省委某个部门拿来，是周惠书记要登的，还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由此官健平从中挑拨离间，说报社多数同志是反对省委、反对周惠，而多数编委和干部执行的办报方针被定为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此划线便打了一个庞大的党内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我并没有参加争论，也不知道上层的分歧，只是觉得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老社长李锐、朱九思的办报作风和以前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并不如官、孟所说，而以前新湖南报在全国报刊中是算办得好的，它的报道屡受人民日报表扬，这样，自然而然对官、孟执行的那套办报方针格格不入了。我完全是从办好党报出发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由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掌握大权（周惠派官健平、 孟树德来就是为了改组报社），利用反右派斗争之机，把他们错误的办报方针说成是正确，而把报社大多数编委、编辑记者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又以人划线，颠倒黑白，因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的大冤案。我也因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在被调出后又抓回扣上右派帽子，打成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