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一九六五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他已半身麻木不遂，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把棉裤（一些棉花露在外面）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晨病逝的，享年七十一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七十一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希望他活得更久、更长。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一九五七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姪、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再逝世，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一九六二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会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化革命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当时全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六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三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三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作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饥饿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九两米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可以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无权享受这种优待。而外出劳动的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当然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帐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晕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菜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菜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由于并不出告示，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三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有人揭发他拥有一座和台湾联系的电台，因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九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和我们比较，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子。另外，一个中共衡南县委会的干事，一个地区劳动局的干部，被分别判了刑，他们去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分别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啦，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在我和地区几个领导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喊话的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当时，也关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那一段李先明同志在牢里可能在苦苦等待、殷殷期望，而我们却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仍然没有一丝自由。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
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九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解大手，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每次放风是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大约十多个或二十多个人。而解大便的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这次放风时自己准备解大便，看守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以便抢到位子。其次，要解决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便的矛盾。坐牢期间，一是饮食中缺少油水和新鲜蔬菜，二是缺少活动，因之大便十分干燥，屙出来的屎如羊屎一样一粒粒的，要用很大的劲才能解出来。解决的办法是要充分作好准备，一般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把大便从上往下压，一直把屎逼到屁眼边上来。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子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澡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房内就臭气、骚气熏天，会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要解大便，一般都忍着到放风时再去排泄。
挨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所武警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关的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一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十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三十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只能通过这个孔道进出。因此，除了饥饿外，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可是，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或是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武警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了解犯人流动的情况，也是分析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地区的几个〃走资派〃出去了，衡南县的李先明等人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久也会放出去）_，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 _籍的武警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武警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去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