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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的饭菜，因为家里没钱买煤、买菜，她就每天带着三个还未读书的小外孙，上岳麓山捡柴，在山边开荒种菜。然后是五个小孩的衣服要洗、要补，鞋子要做。每天都是累到很晚还不得休息。她在外面还要遭别人的白眼，骂她〃右派分子的家属〃。口粮被克扣以后，她怕小孩子们吃不饱，每餐都克制自己只吃一点点，又没有油，菜就是一点干苋菜梗子，就这样半饥半饱的撑着，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起不了床。
她边诉边从衣袋里拿出两元钱，说这是你从农村托人搭给我的，现在还给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呢。她说我走不得了，买东西买不到，还要许多什么票呀、证呀什么的。
她诉了一晚的苦。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
邓钧洪的父母也是这一年去世的，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直由我们赡养，每月寄30元给他俩老做生活费用。自从我们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每月寄给他们十元钱。他们不晓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听别人讲他的儿子犯了错误，心里特别着急。1960年时又急又饿，俩老相继悲愤去世了。
我娘死了以后，家里就像散了架，三个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六岁，没有人看管。但是我又想不出办法，只好狠着心又回到了公社红砖厂。人在厂里劳动，心里总是放不下。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小孩子没人管，在山里玩耍，不是掉下塘里，就是被蛇咬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拖到1960年冬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找到县里的干部商量说，我虽然摘了帽，但原单位不给安排。现在老娘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没有人管，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这些小孩子跟我到农村里来？他们说那是不行的，你那么多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要照看小孩子，哪里还能工作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你的单位解决。我们可以与你们的单位联系。我说假如我们单位不给我解决，那又怎么办呢？他们说有政策的，总会要安排的。但我再不能等了，我就自己离开红砖厂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人样，几个大的在读书，三个小的没人看管，天天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个个都是很大的眼睛，黄皮寡瘦，挺起个大肚子，头发老长，身上脏得吓人，臭得要命。我回来后先给他们洗澡，理发，搞卫生。然后给他们吃药打虫，打出一卷卷面条一样的蛔虫。想起这种狼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哟。我决心再也不离开小孩子，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样到了1961年9月份，一次彭××看见了我说：〃没有调令，你怎么又回来啦？〃我说：〃我不回来怎么办？我的孩子没有人管，死了没人晓得。县里面同意我回来的，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报社解决。〃她说：〃那你去把关系转过来吧。〃这样我才回了报社。
调回报社以后，彭××安排我做食堂的会计。她晓得我没有学过会计，有意为难我。我搞了一个月后又调到总务科管房租、水电、家具等杂务。工作虽然繁杂，但我认真仔细地查对、统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夏天由我负责熏蚊子，把报纸用滴滴畏浸透，再分发给各家。因为那东西毒性很重，每搞一次，我就吃不进饭，全身肿起。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都是归我去搞。
我的工资恢复以后是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到二十七元。邓钧洪直到1961年才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他恢复干籍后工资由十一级降到十八级，每个月有八十元钱。他交五十元给我，自己留三十元在师范学院吃饭。
我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晚边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
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我就用工分券买些洗澡的罗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成衣服、裤子。五个小孩的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时间衲袜底，后来就用工分券买点棉线，请别人打几双袜底，缝上旧袜面子，给他们穿上。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星期天也没有休息，除了做针线，还要给他们洗澡，搞卫生。
由于身体不好，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一下子肿起来了，像一个鱼泡，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吃不起，只好拖着，让它左边肿完右边肿，右边肿完再肿左边。因为缺营养，肾盂肾炎也一直没好。
经过几年的磨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了，虽然还经常有人提起我们的〃右派〃身份，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小孩在报社子弟小学校里也受到歧视，成绩很好却入不了队。但不管怎样，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孩子们也长大一些了，以后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七、〃文革〃翻案
1966年的夏天，搞〃文化大革命〃了。外面到处是大字报，揭发了一些冤假错案。我当时想，新湖南报的案子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我们的事毛主席一定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像邓钧洪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这个案非翻不可。我就开始在家里写材料，心想翻案就从我这里开头吧。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邓钧洪帮我参考了一些意见，我还把材料给另外一些右派看了，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案子在全国都是骇人听闻的，一定要翻。于是，我又发动儿女，把这些材料全抄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内部。
我的大字报在报社内部贴出来后，有很多人来看，都表示同情。像左开一同志，看着我一个人贴那么多的大字报，他也来帮我贴。后来又有很多右派来报社翻案，有些在外地也到长沙来了，他们都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屈辱，许多人受迫害后的生活相当凄惨。当时在五一路招待所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搜集了很多材料，也都写成大字报，由我在报社内部张贴（因为他们都住在外面）。后来我成了贴大字报的〃专干〃了，每次我贴过之后，就围了很多的人来看。因为我们写的材料真实、生动，案情确实冤枉，所以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报社内部当时是〃红色新闻兵〃掌权，头头是梁裕吉。有一次他找我说话，他说：〃老李，你和老邓的事，我很清楚，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韶山〃、〃挖黑线〃、〃新湖南报反右专案特刊〃），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当时省革委会头头章伯森、梁春阳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联络站还派严伯嘉等人到北京中央文革上访。当时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也支持我们。
忽然，报社里的〃红色新闻兵〃转了方向，不支持我们了。一是形势变化，二是害怕这些右派翻案以后会夺他们的权。所以他们对这些右派，捉的捉，赶的赶。
报社也不准我贴大字报了，我还是照样贴。就有人扯掉我贴的大字报的报纸。扯了后，我又贴。最后就有人围攻我，说是右派翻天，以后不准贴，否则对你不客气。梁裕吉也不是以前那个口气了，说以后再不给我们笔墨纸张了。
接着就开始抓人了。首先抓了蔡克诚，接着就把柏原、邓钧洪、李冰封抓进去了。邓钧洪和柏原关在传达室的一个小房子里面，他们俩挤在一个小床上睡。
我和杨澍也被管制起来了，天天在报社里打扫卫生。每次打扫礼堂的时候，看见那些椅子都是东倒西歪的，才晓得这里是批斗、打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挨斗挨打。
有一天出了一个通知，说晚上要开大批斗会，要在礼堂里斗争走资派、右派和牛鬼蛇神，但是又不准我们进去看。我心里很着急，就要我最小的儿子混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打爸爸。我的小儿子看了回来哭着说，爸爸一直跪在那里，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跪着没有举手，造反司令龚××拔出枪来，用力在爸爸的头上敲了一下，头打破了，鲜血都流到衣服上来了。我听了以后急得一晚没睡，但急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就去找当时驻报社的军代表李哲诚。我对他说，邓钧洪有严重的心脏病，抓进来已经有三天三晚了，他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听说昨天还挨了打，还流了血，再这样下去，他就会死。他死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军代表说那你就把他领回去吧。就这样我搀扶着邓钧洪，孩子们提的提桶子，背的背被子把爸爸接了回来。邓钧洪回来后，在家里还没有住两天，又被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抓去批斗了，关在牛棚里。
当时报社里，造反派天天在斗人、打人。李冰封的脚被打跛了。蔡克诚也是每天晚上挨斗、挨打。柏原因为曾在新华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教过书，他的学生有几个是造反派。柏原的妻子找他们帮忙，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就来到报社，他们说这人是在我们单位教过书的，要揪到我们那里去批斗，就这样把柏原接出去保护起来了。李冰封也被南县来的人要了去。
只有蔡克诚一直关在报社，每次开会都被打得要死。有一天早上，我们去打扫卫生时，听说蔡克诚自杀了，说他拿了谁家里的一把烂柴刀，在自己身上一连砍了八刀。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马上把尸体拉出去火化。半路上，他的儿子拦住车要求看一看，但是看到的只是用白布严严密密包裹起来的尸体。
苏辛涛在抓人之前逃跑了，他跑到湖北刘春圃那里，但后来也被造反派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