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_9_5_8_年4_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_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李 均不堪回首话当年
我是一个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人。我的悲惨遭遇，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出身贫寒之家，个人历史清白无瑕。解放前即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49年春在湖南省立一中（即现在的长沙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积极从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和迎解工作。长沙解放后的1949年9月，经组织介绍，我考入新华社湖南分社与新湖南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1月结业后被分配到新湖南报工作，从此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分抢秒地钻研新闻业务，很快成为报社编辑工作中的骨干，先后担任工业组编辑、记者、秘书、副组长、工商部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10月1日，新湖南报社公开建党，第一批发展新党员4人，我是其中之一。1956年报社开展评先工作，我被评为全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当年，通过自由恋爱，我与端庄、纯洁、善良、热情的青年党员女教师杨端祥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此时，不论工作和生活，都是一帆风顺，我对美好的前景充满着憧憬和信心。
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一场横祸从天而降。1958年初，我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一个赤诚的共产党员转瞬之间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被打入了另类。
作为一个信仰马列、热爱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历史清白，从无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即使在整风鸣放中，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为什么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其根本原因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即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引发一个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140多人中竟打出右派分子54人，占1/3强，绝对数和比率均居全国新闻单位首位。我也在劫难逃，成了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这场办报方针的争论发生在1956年春，先在新湖南报编委会内部展开，然后扩展到全编辑部，争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天线〃（即来自领导的意见）与〃地线〃（即来自群众的意见）关系问题；中心报道与一般报道的关系问题。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为一方，主张紧密结合湖南实际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忌突出地方，贬低中央；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着重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进行宣传；主张在突出正面报道的前提下，报纸应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张既要重视〃天线〃，又要重视〃地线〃，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主张报纸宣传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同时也要抓好其他一般报道（比如群众生活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等）。这些意见无论从当时来看或从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是站得住脚的。但却受到了当时湖南省委某领导及其安插在报社的亲信、总编辑官健平、副秘书长孟树德的无理反对。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从1956年春一直延续到1957年春，相持不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省委某领导及官、孟便居心叵测地把这场正常的工作争论上纲上线歪曲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乘机给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编委扣上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反对省委办报方针、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采取各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卑劣手段，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将多数编委和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打成右派分子。我当时担任工商部代主任，完全赞同、支持多数编委的正确意见，便被定为〃反党右派集团〃的中层骨干分子。
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销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苦。我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我的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我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我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送通知。我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我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我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我的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我成了劳改犯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了。谁知右派帽子摘了，〃摘帽右派〃的帽子又给戴上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自己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越来越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革〃开始后，我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挨批挨斗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我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1967年5月，原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的几个成员汇集长沙，决定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号召，揭露批判省委某领导及官、孟制造〃右派反党集团〃冤案，陷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把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们联名写信动员我去长沙参加这场斗争。考虑到公社造反派不会放我走，我便采取了〃留信一封，不辞而别〃的方法，于7_月中旬到达长沙，参加了这场斗争。我们的行动受到当时中办、国办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支持。1967年9月13日，中办、国办联合接待组在听取了我们派出的代表所作的申诉后，以两办名义向湖南省革筹小组发出了〃联字（6_7_）第0029706号〃文件，文件说：〃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_月1_3_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并请调查处理。〃省革筹两次接见我们的代表，支持我们进行革命大批判，并批下了一笔经费供我们出版报纸。我们先后出了三期报纸，主要是介绍新湖南报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情况，揭露了前省委领导及官、孟之流借反右之机颠倒是非制造政治迫害案的详情。这一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却为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所不容。他们站在极左的立场，以〃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为由，对我们进行残酷打压，将我们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