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对安全部门予以支持吗？”特迪基将军插嘴道，“德国社会最有害的部分。”
贝恩斯先生说：“是那么回事。”
“皇帝绝不会容忍这种政策。”特迪基将军说，“他认为德国的精锐部队，不管在哪里，只要穿上了黑色的制服，就成了死亡祸首·就形成了城堡体系。他把这一切均视为邪恶。”
邪恶，塔格米先生想。是的，是的。我们不是支持邪恶来获取权力，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吗？这就是我们目前形势的矛盾情形。
我很难面对这个悖谬，塔格米先生自言自语道。那个人将不得不在这种道德的模棱两可中行事。没有路可走，全都给搅混了。光明与黑暗、本体与客体的混沌无序。
“德国国防军。”贝恩斯先生说，“陆军是德国惟一拥有氢弹的部队。黑衫队要使用的话，必须在陆军总监的调遣下才能办得到。鲍曼的首相办事处绝不允许任何核武器力量听命于警方。在‘蒲公英作战计划’中，一切都由陆军最高统帅部实施。”
“这我知道。”特迪基将军说。
“黑衫队的精神训练比德国国防军凶狠得多。但他们的权力有限。我们应该在现实方面，在实际权力方面考虑一下。不要在伦理道德方面多费神。”
“对。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塔格米先生大声说。
贝恩斯先生和特迪基将军都看着他。
将军冲着贝恩斯先生说：“你有什么高见？我们要与这里太平洋沿岸洲的党卫军建立联系吗？直接和他们谈判，我不知道这里的党卫军头儿是谁。我想象得出，一定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当地的党卫军什么也不知道，”贝恩斯先生说，“他们在这里的头目是布鲁诺·克罗兹·冯·米里，是个老派的党的驯服工具。一个党棍，一个笨伯。在柏林没有谁会想起来告诉他什么事，他仅仅执行日常公务。”
“那么还有什么？”将军有点生气地问，“这儿的领事，或者德国驻东京的大使呢？”
这么谈话要砸锅，塔格米先生暗想。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危险中，我们不能陷入纳粹内部相互残杀的阴谋，那是可怕的精神分裂泥淖。我们的精神不能受影响。
“这肯定是精心策划的，”贝恩斯先生说，“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某个与海德里希有密切关系的人，他驻扎在德国境外的某个中立国，或者某个在东京与柏林之间来往穿梭执行的人。”
“你心里面有人选吗？”
“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康特·查诺。一个聪明、可靠、非常勇敢的人，完全献身于国际间的沟通。然而，他与党卫军机构之间并没有联络。但他可以通过德国的其他什么人来工作，譬如克鲁伯这样的经济伙伴，或者通过斯派德尔将军，甚至还可以通过秘密警察武装的要员来工作。秘密警察武装不怎么盲从，他们更为追随德国社会的主流。”
“你建立的机构，德国反问谍组织试图通过你去接近海德里希，是徒劳的。”
“黑衫队绝对要骂我们。他们苦心经营20年，一直想得到领袖的批准，将我们一举消灭。”
“你不是处在他们对你构成的极大危险中吗？”特迪基将军说·“他们在这里、在太平洋海岸很活跃，我很清楚。”
“活跃但是无能，”贝恩斯先生说，“外交部的赖斯是彳艮有能力_的，他与党卫军不对劲。”他耸耸肩。
特迪基将军说：“我喜欢你的影印件。把它交给我的政府吧，还有这次在德国讨论的有关的任何材料。还有……”他沉吟了一下。“这就是证据。客观的东西嘛。”
“当然，”贝恩斯先生说，他把手伸进外套里，掏出了一个银质的香烟盒，“你会发现每支香烟都是空的，用来藏微型胶卷。”他把烟盒递给特迪基将军。
“这盒子怎么样？”将军抚弄着盒子说，“它好像是件值钱的东西，还舍不得扔呢。”他把香烟从烟盒里都抽了出来。
贝恩斯先生微笑着说：“烟盒也给你。”
“谢谢啦。”将军也笑眯眯的，把烟盒塞进了外套上面的口袋。
书桌上的内部通讯机响了。塔格米先生按下了按键。
是拉姆齐先生的声音：“先生，楼下门厅里来了一队党卫军的人，他们要接管这幢大楼。时代大厦的保安与他们扭打起来了。”
远远地传来了警报器的声音，从大楼外面，塔格米先生窗下的街道上传来的。
“陆军宪兵队已在路上，加上旧金山的保安队。”
“谢谢你，拉姆齐先生，”塔格米先生说，“你们做了件高尚的事，平静地作了报告。”
贝恩斯先生和特迪基将军都在倾听着，表情严肃。
“先生们，”塔格米先生对他们说，“毫无疑问，在他们到这层楼之前，我们就能把这些党卫军暴徒消灭。”他对拉姆齐先生说，“把电梯的电闸拉掉。”
“是，塔格米先生。”拉姆齐先生挂断了。
塔格米先生说：“我们等一等。”他打开了书桌抽屉，取出一个柚木盒子，打开锁，拿出一把保存完好的44型左轮手枪，那是美国l860年内战时期造的，是件珍贵的收藏品。他拿出一盒散装的火药、实心弹和雷管，开始给枪装火药。贝恩斯先生和特迪基将军瞪大眼睛看着。
“个人收藏品，”塔格米先生说，“许多人喜欢在业余时间练习快速拔枪、射击。我很乐意接受别的热心爱好者在计时竞赛方面的较量。但此时此刻，按部就班地来，就太迟了。 他以正确的姿势举起枪，对准办公室的门，坐在那儿等着。
在地下室的车间里，弗兰克·弗林克坐在工作长凳上，他拿着一枚半成品的银耳环，靠近呜呜转动的皮带上抛光；金属碎屑飞溅在他的眼镜上，弄黑了他的指甲和双手。那耳环像蜗牛壳似的绕成了圈圈，摩擦得滚烫滚烫的，但弗林克更加坚定地往下磨。
“别把它弄得太耀眼，”文德·麦卡锡说，“你只要把那些明显的疵点抛光，不明显的可以留着。”
弗兰克·弗林克咕哝了一声。
“银器会卖个好价钱，只要不把它抛得太光亮，”文德说，“银器应当有它的老样子。”
好价钱。弗林克想。
他们没什么可卖。只有委托美国工艺美术品公司代销的那些东西。也没有谁买走过什么，他们到所有的五家零售店都去看过了。
我们赚不到钱，弗林克自言自语。我们做好的珠宝首饰越来越多，却只能堆在我们身边。
耳环的螺旋背面夹在砂轮上！环丝从弗林克的手里抽出来，飞往光亮的挡板上，然后落在地板上。他关掉了马达。
“别把这些丝丝扔掉了。”麦卡锡拿着焊枪说。
“天哪，只有豌豆点儿大，没办法夹紧。”
“得啦，还是拾起来吧。”
真他妈的见鬼。弗林克想。
“怎么回事？”麦卡锡见他没去把那个耳环拾起来，就问。
弗林克说：“我们投了本钱，却一无所获。”
“我们没做出东西，当然没有卖的。”
“我们什么都卖不掉，”弗林克说，“做好的也罢，没做好的也罢。”
“有五家店呢，沧海一粟吧。”
“但那种行情，”弗林克说，“足可以见分晓。”
“别骗自己嘛。”
弗林克说：“我不是骗自己。”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开始找一个切屑材料市场是时候了。”
“好嘛，”麦卡锡说，“那就不干吗？”
“我是这么想的。”
“那我就自己干下去。”麦卡锡又点亮了焊枪。
“我们怎么分这些东西呢？”
“我不知道。总会有办法的。”
“买下我的那一份吧。”弗林克说。
“不可能。”
弗林克计算了一下：“付给我六百美元。”
“不行，你拿走一半的东西。”
“发动机也拿一半？”
于是他俩都不吭气了。
“不止三个店铺，麦卡锡。让我们来谈谈。”他拉下面罩，开始把一截铜棒焊接到一只手镯上去。
弗兰克·弗林克从工作长凳上下来。他找到那枚蜗牛壳耳环，把它放进装成半成品饰件的纸板上去。“我到外面去吸支烟。”他说着，穿过地下室往楼梯走去。
不一会儿他就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手上夹着一支烟。
全完啦，他暗自思量。我不需要神谕来告诉我，我意识到“时辰”意味着什么。已经嗅到了气味，不祥的气味。
确实很难说出什么道理。也许，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干下去。一个店一个店地，再扩展到其他城市。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所有的努力和点子都改变不了现状。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心想。
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换别的什么来做吗？
我们忤逆了时辰，忤逆了“道”。逆流而动，搞错了方向。而现在完蛋了，垮台了。
“阴”笼罩着我们，那光愚弄了我们，它射到别处去了。
我们只能认命。
当他站在这幢大楼的屋檐下，猛吸着大麻香烟，目光呆滞地看着过往车辆时，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悠然地朝他走来。
“弗林克先生吗？弗兰克·弗林克？”
“你都知道了。”弗林克说。
这个人出示了证件：“我是旧金山警察局的。我有抓你的逮捕证。”
他已抓住了弗林克的胳膊，他被捕了。
“因为什么？”弗林克要求知道。
“诈骗。奇尔丹先生，美国工会美术品公司的。”
警察扭着弗林克沿着人行道走去，另一个便衣警察走上前来，一边一个夹着弗林克。他们推搡着他向一辆没有牌照的车走去。
这就是时间所要求于我们的。弗林克被塞进车后座，夹在两个警察中间时这么想。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第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开车，他倏地把车开上了街道。
这些狗崽子，我们只得服从。
“你有律师吗？”其中一个警察问他。
“没有。”他答道。
“到局里他们会给你一串名单。”
“谢谢。”弗林克说。
“那些钱你是怎么处理的？”稍后，他们的车停在卡尼大街警察局的车库时，有个警察问。
弗林克说：“花掉了。”
“全花了？”
他没有答理。
其中一个警察摇摇头笑了起来。
他们从汽车里出来时。一个警察问弗林克：“你的真名叫芬克吧？”
弗林克不寒而栗。
“芬克，”那个警察重复了一遍，“你是个犹太佬。”他拿出一个很大的灰色卷宗，“欧洲难民。”
“我出生在纽约。”弗兰克·弗林克说。
“你是纳粹的逃犯，”警察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弗兰克·弗林克转身就跑，逃出了车库，三个警察大声喊叫起来。
跑到门廊，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辆警车，几个身着警服、全副武装的警察挡住了他。其中有个警察笑眯眯地端着枪走上前来，啪的一声给他铐上了手铐。
那个警察猛地一拽手铐，他就乖乖地跟着往回走了。
铐子卡进了肉里，卡到骨头里去了。
“回德国去。”一个警察打量着他说。
“我是美国人。”弗兰克·弗林克说。
上楼的时候，有个警察问：“他要不要在这里登记？”
“不要。”另一个说，“我们把他交给德国领事馆。他们要按德国法律审判他。”
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一大串名单。
塔格米先生坐在办公桌前，举枪对着门，一动不动地有20分钟之久。这时贝恩斯先生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那个老将军想了想，拿起话机，要通了旧金山的日本大使馆。但没能直接和大使通话，一个官员告诉他，大使离开了旧金山。
这样特迪基将军又往穿越大洋彼岸的东京挂了电话。
“我问一下国防大学，”他对贝恩斯先生解释道，“他们会与驻扎在我们附近的帝国武装部队联系。”他似乎并不太惊慌。
那么我们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得救了，塔格米先生自言自语道。可能从航空母舰上派日本海军陆战队来，带着机关枪和迫击炮。
从最佳效果来看，通过官方途径打电话，效率很高，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耽搁了。在我们下面，黑衫队的小流氓正在肆意棒打秘书的职员们。
然而。他个人几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想能不能试一下，与德国领事联系一下。”贝恩斯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自有主张，他要伊芙顿基安小姐带着她的录音机进来，把对H·赖斯先生的紧急抗议的口授记录下来。
“我可以打电话给赖斯先生，”塔格米先生说，“用另一条线。”
“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