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想称赞梅兰德一两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梅兰德不吃这套。
梅兰德点点头，将烟斗放回嘴里。
“好吧，”他说，“埃里克松回来上班后，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都往心里搁。其他同事鼓励支持他也没用，他们一开始对他很有耐心，知道他遭遇不幸，为他感到难过。可是他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说一两句话，加上又不听别人说话，搞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前埃里克松人缘很好，大家大概希望等到最惨的时期熬过去后，他能恢复常态，可是埃里克松却每况愈下，越来越易怒、阴沉而刚愎自用。他开始寄出充满抱怨、威胁和指控的信件，一寄就是好几年。我想我们大概都收到过一两封吧。”
“我可没有。”勒恩说。
“也许不是寄给你个人，不过你看过他寄到制暴组的信吧。”
“看过了。”勒恩说。
“他先是向风纪处报告尼曼和胡尔特失职，他寄了很多次的控诉信，后来开始指责所有人失职，连其他地方的长官都被他参了一本。他打过我的小报告，还有你，马丁，对不对？ ”
“哦，是啊。”马丁·贝克说．“说我不肯重新调查他妻子的命案，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我都忘了这号人物了。”
“大约在他妻子死后一年，埃里克松变本加厉到连分局主管都要求将他调离。”
“用什么样的理由？ ”
“那位组长是个好人，一直很包容埃里克松的作为，可是最后埃里克松实在太不像话了，组长总得顾及别人吧。他说，埃里克松无法与人相处合作，若将他调至更适合的分局，也许对他比较好。那位组长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埃里克松在六二年夏天被调到新辖区，他在那边人缘也不怎么样，而且新上司不像旧上司那么支持他，其他巡警对他也颇有微词，加上他又染上了一些恶习。”
“什么恶习？ ”马丁·贝克问，“变得很暴力吗？ ”
“没有，埃里克松不是粗暴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有点儿好好先生，他对每个人都很规矩。问题是，他太唧歪了，十五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他能磨上好几小时，老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打转。有时他会全然忽略上头的指示，去做些自认为重要却毫不相干的事。他会越权插手别人的工作，他批评同事，也批评长官，事实上他的那些报告和控诉信都是在写这些——说局里的人从下至上，小至警校生，大至分局局长，无一不失职。我想他八成也把内政部长骂进去了，因为当年内政部长是警方最高的长官。”
“他觉得自己很完美吗？ ”勒恩问，“或许他自视高人一等。”
“我说过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不过看起来他妻子的死，令他对整个警界心生怨恨，而不仅是对尼曼及尼曼的手下而已。”
马丁·贝克走回门边，一只手撑在档案柜上，摆出他的标准姿势。
“你是说，他拒绝接受警界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地方？ ”他说。
梅兰德点点头，抽着已灭的烟斗。
“是的，至少我想他是那么认为的。”
“知道他这段期间的私生活吗？ ”马丁·贝克问。
“所知不多，他独来独往，在局里没有任何朋友。他结婚后就放弃警官培训了。他常去练射击，但除此之外，就没参加任何警方的运动项目。”
“他的人际关系呢？ 他有个女儿，现在几岁了？ ”
“十一岁。”勒恩说。
“是的，”梅兰德说，“他独自将女儿带大，两人住在他和妻子刚结婚时住的房子里。”
梅兰德没有孩子，但勒恩和马丁·贝克忍不住想，单亲的警察爸爸带孩子真的很辛苦。
“他有没有找人帮忙带孩子啊？ ”勒恩不可置信地问，“我是说，他去上班时怎么办？ ”
勒恩的儿子刚满七岁，过去七年里，尤其在放假及周末期间，他常讶异地发现，单单一个小孩子，有时竞能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占据两个大人所有的时间与精力。
“直到一九六四年，他都把女儿放在托儿所。由于父母都健在，埃里克松值夜班时，他们也会帮忙照顾。”
“然后呢？ ”勒恩问，“一九六四年之后呢？ ”
“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马丁·贝克说，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梅兰德。
“是的，”梅兰德说，“他在当年八月被炒开除。没有人会想念他，任何跟他有牵扯的人都因为种种理由只想尽快将此人忘掉。”
“我们连后来他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吗？ ”马丁·贝克问。
“他在同年十月申请一份夜间守卫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那份工作，后来他就消失了。”
“他被解雇这件事，”勒恩说，“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
“什么意思？ ”
“我是说，他是因为有太多毛病，还是因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才被解雇？ ”
“其实骆驼本来就快垮了，可是导火线是因为他破坏规矩。
八月七日星期五，埃里克松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外值勤，那是一九六四年反越战大游行举行之前。你们大概也记得，当时只留一个人固定在美国大使馆前监视，那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因为只是无聊地在外头走来走去而已。”
“不过当年咱们还是可以挥挥警棍的。”马丁·贝克说。
“我记得有个家伙很厉害，”勒恩说，“谁要是警棍能耍得像他那么好，保证可以进马戏班了。”
梅兰德懒洋洋地瞥了勒恩一眼，然后看看表。
“我答应萨加回家吃中饭，”他说，“能不能让我继续——”
“抱歉，我只是刚好想起那家伙罢了。”勒恩闷闷地咕哝道，“请说吧。”
“我刚才说过，埃里克松应该去监视大使馆的，可是他就是不。他找人到大使馆跟他换班，然后就逃班去。埃里克松在一个星期或更早之前，被派到费吉修夫街的某大楼去，那里有位门房死在地下室。那位门房把绳子套到锅炉房的管子上吊自尽，绝无他杀可能。警方在地下室一间上锁的房间里找到一堆赃物——相机、收音机、电视、家具、地毯、图画及各种当年偷来的东西。门房是负责把风的，几天后他们抓到把赃货藏到地窖里的那批人。其实埃里克松只用叫人来，也就是叫分局的人来，合力把那地区封锁起来，再把情况报告上去就行了。可是埃里克松觉得事情还没完，我记得他好像觉得门房是被谋杀的，还有他希望能抓到更多同伙。结果他没回大使馆，而是溜到费吉修夫街向居民四处打听，他真不该逃班。要是平时，也许不会有人注意到，偏偏算他倒霉，当天下午大型示威活动就在大使馆前展开了。那天的两天前，也就是八月五日，美国对北越实施攻击，在沿海地区投弹，因此大使馆前聚集了好几百人，抗议美国的侵袭。由于示威来得突然，大使馆自己的安全人员措手不及，而咱们这位埃里克松又不知去向，所以警方过了好久才赶到。示威的过程很平和，人们高喊口号，举牌站在四周，他们的代表走进大使馆，将写好的抗议声明书递交给大使。可是你们也知道，一般警察并不习惯处理示威活动，他们把它当暴乱来处理，结果搞得鸡飞狗跳。一大群人被拖进警局，有些被整得很惨，他们把这一一切全怪罪到埃里克松头上，由于他严重失职，因此立刻被解雇，几天后便正式离职，下台一鞠躬了。”
梅兰德站起来。
“我梅兰德也要下台一鞠躬了，”他说，“我可不想错过午饭，希望各位今天不要再来找我，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各位知道我会在哪儿吧。”
他把烟草袋和烟斗收起来，穿上外套，马丁·贝克走过去在他的椅子上坐下。
“你们真的认为尼曼是埃里克松杀的吗？ ”梅兰德站在门口问。
勒恩耸耸肩，马丁·贝克没搭腔。
“我觉得不太可能。”梅兰德说，“他要杀尼曼的话，早该在他老婆死时就下手了。十年了，恨意和报复之心应该会渐渐淡化的。你们查错方向了，不过祝各位好运，再见。”
他离开了。
勒恩看看马丁·贝克。
“也许他说得没错。”
马丁·贝克默默坐着，不经意地看着桌上的文件。
“我在想梅兰德的话。有关埃里克松的父母，也许他们功在还住在十年前的地方。”
他开始用心去看那堆文件。勒恩什么都没说，冷眼看着他。
马丁·贝克终于找到他要的资料了。
“这是住址，在西洁特的葛拉索德拉来路。”
第二十三章
黑色普利茅斯的挡泥板是白色的，车顶上有两盏蓝灯。仿佛这样还不足以表明身份，所以连车子的引擎盖、后车厢及两侧都用超大的白色字母写着“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车牌上的B 表示车子是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登记的。此刻车子快速穿过诺土尔市界，离开大路驶向乌撒拉，更重要的是，它驶离了索尔纳警局。
巡逻车很新，配置了各种现代化装备，但先进的科技并未提升警员的素质，克勒… 克里斯蒂安松和柯特．卡凡特两位巡警也不例外。这两位斯科讷省来的金发巨汉，已经干了十二年巡警了，他们虽然立过几件功劳，但处置失当的任务更是不计其数。
此刻，两人的麻烦就要降临了。
克里斯蒂安松四分钟前被迫逮捕“肥屁”，这跟厄运或冲动无关，而是对方公然挑衅，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
事情是从卡凡特把车停在绿地总站的报摊前开始的。当时卡凡特掏出皮夹，借了克里斯蒂安松十克朗，克里斯蒂安松拿了钱走下车。
克里斯蒂安松老是缺钱，因为他把钱全拿去赌足球了。世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恶习，一个是卡凡特，因为巡逻车里的同伴彼此依靠，任何秘密都瞒不了。另一个人是克里斯蒂安松的老婆夏思婷，她自己也很好赌。事实上，这对夫妻连性生活都不要了，两人在一起时只是忙着填赌单，计算复杂无比的概率，还叫两个孩子帮忙签选，拿那些订做的骰子辅助核算。
克里斯蒂安松在报摊上买了《体育新闻》和其他两份专业报纸，还帮卡凡特买了一条甘草糖。他右手接过零钱放到口袋里，左手拎着报纸，一边转身返回车上，一边看着报纸头版。他正专心想着自己押注的“磨墙队”这回能不能顺利迎战“普兹茅斯队”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
“你忘了这个啦，警官。”
克里斯蒂安松感觉有个东西往他外套上擦了过来，他本能地掏出右手，抓住了某个又冰又滑的东西。克里斯蒂安松吓了一跳，抬眼一看，竟然看到“肥屁”的大脸。
接着他看看手里抓的东西。
克里斯蒂安松正在值勤。他站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合，身穿制服，纽扣晶亮，佩着肩带和手枪，腰上的白皮套里还插着警棍。他看到自己手里握着一条腌猪脚。
“送你的，希望你喜欢。大口吃吧！ ”‘肥屁”大声说道，然后放声狂笑。
“肥屁”是个流浪汉兼小贩，他的绰号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屁股实在大得离谱，以致头和四肢相比之下显得相当退化
“肥屁”身高不足五英尺，也就是说，比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矮了一英尺。
不过，“肥屁”讨人厌的地方倒不是他的大屁股，而是他那身行头。
“肥屁”穿了两件长外套、三件西装夹克、四条裤子和五件背心，拢总加起来有五十个口袋，这人还喜欢随身携带现金，全是面值小于十欧尔的铜板。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已经逮捕“肥屁”十一次了，不过只将他带进局里两回，也就是最初的两次，当时纯粹是因为判断错误经验不足之故。
第一次被抓时，“肥屁”的四十三个口袋里共被搜出一千两百三十个一欧尔硬币、两千七百八十个两欧尔、两千零二十七个五欧尔和一个十欧尔。光搜身就耗掉他们三小时又二十分钟。后来在受审时，“肥屁”也确实因侮辱执法警员而被罚了十克朗，他塞在巡逻车对讲机上的猪鼻子也被公家没收了；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持也被迫在放假时以证人身份出庭。
第二次他们运气也很背，那回“肥屁”的六十二个口袋放了三百二十多克朗和九十三欧尔，搜身花了七个小时，更惨的是，后来那个白痴法官竟然判“肥屁”无罪，因为法官大人不仅无法领略瑞典南部方言之美，而且听不出fubbick magbor （低能粪车工） 、gasapick（ 鹅属） 及puggasole（婊种） 这些词语所包含的轻蔑及羞辱之意。当卡凡特费尽千辛万苦试图解释“magb6r（ 粪车） ”是什么东西时，法官却幸灾乐祸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