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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第三章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楼等候，他们尽量呆在离那位先生远一些的地方。办公室和门廊里挤满了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着我们获救，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只听得一片欢呼声。
因为我浑身是血，他们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健身房里。这个小健身房也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用它。因为我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来锻炼，如果发现谁还有闲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医生立刻把我包围了，我的妻子却不在其中。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血不是我的，他们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给我做了一个常规检查。血压有些上升，脉搏快得厉害，他们给我服了一片药。
我真想洗个淋浴。他们却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让我躺下观察我的血压。“我是不是要休克？”我问道。
“恐怕不会。”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觉，克莱尔到哪儿去了？整整六个小时我就在枪口下度过的，生命随时受着威胁，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属那样在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热，我洗了很长时间，我用香波把头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水冲刷着我。时间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身上还散发着热量。
我换上了一身别人的运动服，衣服太大了些。接着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压检查。我的秘书波利走了进来，久久地拥抱着我。这时我真是渴望这种拥抱。她的两眼充满泪水。
“克莱尔在哪儿？”我问她。
“她在当班候诊，我一直在打电话给医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已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还好吗？”她问道。
“我想还可以。”
我向医生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健身房。鲁道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十分笨拙地拥抱着我。他向我说了声“祝贺你”，好像我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
“你明天不必来上班了，这大家都会理解的。”他说。难道他以为休息一天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
“明天再说吧。”我答道。
“你还需要休息一下。”他又补充说，好像医生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还想找巴利·纳佐谈一谈，可我们那几个做人质的伙伴都走了。谁也没受伤，当时只是用绳子把手腕捆了一下。
因为没有人伤着，这些人又都兴奋起来，个个面带微笑，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兴奋很快就平息下来。大部分律师和职员都焦急地在一楼等候，但都离那位先生和炸药很远。波利拿着我的大衣，我把它披在大汗衫上，我那带有流苏的洛弗衫看起来样子很怪，我对此也毫不在乎。
“外面有几个记者。”波利说。
啊，我几乎把新闻媒体给忘了，多么好的素材！这可不是普通的在职射击训练，而是疯狂的流浪汉对一群律师的人质劫持。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采访到，不是吗？律师逃脱了，罪犯吃了枪子儿，导火索虽已嘶嘶作响，但当罪犯倒地时又把它压灭了。不然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声枪响，一声爆炸，白光一闪，窗子被震成碎片，残肢断臂落得满街都是，及时的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又成了第九频道的今晚头条新闻。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说道，“跟我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现在思想有些迟钝，头脑中一个接着一个的静止状态，没有内容，也没有情节背景。
我们离开底楼时，服务人员为我们打开了门。外面冷风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这时我的肺一阵疼痛。当波利跑去开车时，我躲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望着外面的广场，那儿有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车，还有一辆消防车。他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离开了。一辆救护车的车尾正对着大楼，无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第一次微笑地说我还活着！
我闭上双眼，做了一次简短而无声的祈祷，感谢上帝。
身后有了声音，当我们都默不做声地坐在车里时，波利抚着方向盘开始慢慢地启动车，她等着我开口说话，我听到了那神枪手的清脆的枪声。那找准目标后的砰的一声，接着是那几个人质惊慌地逃离桌子冲到门外。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张桌子，那七个人急切地望着门口，当那位先生用枪对准乌姆斯特德的脑袋时，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当他被击中时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弹没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将如何！子弹会穿透墙壁，穿透门，也会穿透人体。
“他并没打算杀死我们。”我说，声音小得刚可以听见。
波利听到我开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从来没说。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之间说话极少，我们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就是互相看着对方。”
“他为什么不同警察对话呢？”
“谁知道？这正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把电话接通，我本可以说服警察，告诉他们他并不想杀害我们。”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当然不怪，想着提醒我给他们写信。”
“明天上班吗？”
“我明天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该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
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
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