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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长篇小说《抓痒》9，更是证明了他在书写当代生活真相上的出色能力。在这个长篇里，通过嵇康和乐果这对夫妻貌似幸福美满、其实冷漠贫乏的生活悖论，陈希我所要拷问的，依然是肉身的沉重、灵魂的痛楚、存在的疾病等命题。而这正是陈希我的意义所在：当生活日渐变得肤浅，当写作不断被经验所奴役，叙事如何才能获得新的难度，如何才能在贫乏的经验中成功突围，使之接上存在的通道，这已成为当代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小说疏离表层经验、深度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抓痒》，以变态喻示常态的匮乏，以反常呈现正常的尴尬，从而直抵现代人的精神核心。他把卑微黑暗的经验推向一种极致，在他的审视下，生活获得了存在的重量，情感也走向了有意味的精神事件。在陈希我所洞见的生存之“痒”中，生存尊严的恢复与生存耻辱意识的建立，是密切关联的。他仿佛在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没有经过追问的经验也不值得记住。这样的发现也许会令人感到不安，但你必须承认，《抓痒》的确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严峻而又长期被遮蔽的活着的难题。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4）
新房被布置得一片通红，令人窒息，几近暴力。漫长的仪式。拜天，拜地，夫妻对拜。主持人在说着祝他们一生恩爱白头偕老之类的废话。天知道呢！那些老夫妻们，他们厮守了一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会厌烦吗？所以才叫“厮守”吧！是“厮”着“守”着。需要毅力，需要坚忍。在坚忍中，彼此心死了，然后体会到了死的苍凉：没有这个，你就永远没有了！所以才需要庆典吧！这是盖棺仪式。
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那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的老婆早已经失去了窥视的价值，还有那家常便饭地对着丈夫脱光的身体。同样的一块肉。10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读他的小说，我总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阐释卡夫卡的那段话，他说：“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处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11——我认为，陈希我的小说也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的作品，至少，他一直在这样努力着。他向存在极致进发的方式，使他能够看到生活下面坚硬的部分，看到黑暗之下的光，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陈希我小说中的妄想，疯癫，自我折磨，吸毒，假性性茭，补肾，这些近乎惨绝人寰的变态，正是导源于他所指认的这种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你惟有付出变态的代价。二十世纪的文学，从卡夫卡开始，作家笔下的绝望者，最终几乎都走向死亡——死似乎成了绝望惟一的结局。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先锋作家身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从绝望走向疯狂，直至死亡，它一直是先锋文学的母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存在的绝望拓展了边界。他不愿意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物内心的绝望，因为即便是死亡，在苦难重重的人类生存中也已经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却只能变态地活着的悲惨景象。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反过来说，心灵若昏睡乃至死亡了，那活着便是件恐怖的事情。陈希我之所以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轻易地死去，就是为了用他们变态地活着的代价，来进一步暴露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深渊状况。
四
说到变态，我想起若干年前陈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放逐，放逐》12。他在里面写了虐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涉猎虐恋的作品之一。人在绝望的时候，只能靠虐待和受虐获得生存理由，我印象中涉猎此类题材的作家有王小波。可是，王小波的虐恋是对政治压迫的一种反抗，而陈希我笔下的虐恋则更多的是关注人性本身。《放逐，放逐》有一个颇为深刻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起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仍引导女子逃亡，直到他估计女子已经安全逃脱，他当着跑来的人们的面，将玻璃尖刃更深地扎进自己的心脏，喊道：我自杀！
——可以说，这种虐恋意识一直在陈希我的作品中闪烁。特别是到了短篇小说《我疼》这部作品，他对虐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放逐，放逐》。在《我疼》中，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茭给她带来更大痛苦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她这样的痛苦。虐恋就是这样的特点，“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13所以，《我疼》有力地塑造了一种奇特的疼痛的形状——它看起来是来自肉体的风暴，其实正是精神疾病的生动写照。那个女孩在疼痛中磨碾，这是一种极深的肉体体验，在疼痛中，人性的脆弱、荒谬和悲哀昭然若揭：“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还有那篇《绑住我吧！》，光标题就已经很明显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婚姻是需要捆绑的。捆绑无疑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男主人公解脱苦难的方法是把自己捆绑得更紧。“受虐者的逻辑是：鞭打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且不必为此负责了。”14于是他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离了婚。还有《晒月亮》中的两个无望的小恋人，他们的虚拟Zuo爱勿宁是一种彼此间的折磨。这是爱吗？虐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满足，因为感到了深层的危机。那个《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用“掐”，用“揭秘”来表现他的爱，不也是危机的驱使？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看来，虐恋的逻辑是“我痛苦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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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5）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5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17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陈希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的这一警告。他的变态母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存在的探索，使文学重新站立在灵魂的面前，获得了提问存在的能力。借着陈希我的努力，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再一次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从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没有道路。陈希我似乎更决绝，在他那里，天堂与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间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来自变态的心灵。
人已经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着了。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的话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难道那些精神的重担，真的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肩上卸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他的写作，或许不能给现代人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今天，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内心的撕裂——陈希我的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