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检查完，科尔贝里脱下夹克，两人开始在房内仔细检查起来。他们先从卧房下手，拉尔森动手翻衣橱，科尔贝里则专攻抽屉。他们在静默中工作了一会儿，科尔贝里打破了沉寂。
“贡瓦尔。”他叫道。
一阵低沉的回答从衣橱内部传出来。科尔贝里继续说：“他们跟踪罗斯的行动不是很成功，他几个小时前就从阿兰达飞走了。我离开之前，‘推土机’刚拿到最新的报告，他非常失望。”
拉尔森发了些牢骚，然后伸出头来说：“‘推土机’太乐观、太会想象了，所以他经常失望。不过你一定也注意到，他很快就可以克服这种低潮。对了，罗斯不用上班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说完后他又遁入衣橱。
科尔贝里把最下面的抽屉关上，伸直腰。
“嗯，他没有去找莫斯壮和莫伦，那只是‘推土机’的幻想。”
他说，“第一晚，也就是前天傍晚，他与某个贵妇去餐厅，之后和她一起裸泳。”
“是啊，我听说了。”拉尔森说，“然后呢？ ”
“他和贵妇一直待到下午，然后开车到城里，一个人漫无目地地闲逛。昨天傍晚他又和另一个姑娘到另外一家餐厅，但是没有去游泳，至少不是在户外游泳池。他把她带到默斯塔的家中。昨天他们坐出租车到欧丁广场，在那儿分手。之后他就一个人逛街，逛了几家商店，然后又坐车回到默斯塔换衣服，再开车到阿兰达机场。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更别提犯罪了。”
“是啊，如果裸泳不算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话。”贡瓦尔·拉尔森说，“而且，坐在树丛中的艾克也没有提及他犯了妨害公共利益罪。”他出了衣橱，关上门。“里面除了一些没品位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边说边走到浴室。
科尔贝里继续查看一个做床头柜用的绿色木柜。最上面两个抽屉杂乱放着一些物品，全都是用过的：皱了的可丽舒卫生纸、袖扣、几个空火柴盒、半条巧克力、大头针、一支温度计、两包咳嗽药、餐厅账单和收据、一盒还没打开的黑色保险套、圆珠笔、从斯特丁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里有伏特加、女人和歌声。夫复何求？ 林斯”，还有一个坏掉的打火机和没有刀鞘的小刀。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平装书，封面是一个牛仔蹲着马步，手里拿着一把还在冒烟的左轮手枪。
科尔贝里翻了翻这本书，书名是《黑峡谷枪战》。一张相片从书里掉了出来。那是张彩色快照：一个少妇站在堤防上，穿着短裤和短袖白色毛衣，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外貌平凡。科尔贝里把相片翻过来，背面上方用铅笔写着“摩亚，一九六九”，下方则是用蓝色墨水写的另一种笔迹：莫妮塔。科尔贝里把相片塞回书里，然后打开底下的抽屉。
这个抽屉比其他的深，拉开之后，他叫贡瓦尔．拉尔森过来。他们看着抽屉里面的东西。
“把研磨机放在这里好像很奇怪。”科尔贝里说，“会不会是新型的按摩器？ ”
“我很怀疑这是做什么用的，”拉尔森说，“他不像是有这种嗜好的人，不是吗？ 当然这可能是他偷来的，或是别人拿来抵买毒品的钱的。”他走回浴室。
差不多一小时之后，他们将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搜查过了，他们发现几件耐人寻味的事：他没有藏任何钱，没有可以拿来控告他的相关资料，没有武器，除了阿司匹林和感冒药外，没有更强的药品。
他们站在厨房里四望。刚才他们已经在这里翻箱倒柜，搜过所有的抽屉和壁橱了。他们注意到电冰箱还在运转，而且里面放满了食物，这表示毛里松没有打算出远门。冰箱里面有一条熏鳗鱼在向科尔贝里挑衅。自从他决定控制体重之后，整个人始终处于饥饿的痛苦中，不过他还是控制住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转身离开电冰箱和它的诱惑。他瞥见厨房的门后挂着一个钥匙环，上面有两把钥匙。
“屋顶的钥匙。”他指着钥匙说。
贡瓦尔·拉尔森走过去把它拿下来。他说：“或许是地下室的。赶快，我们去看看。”
两把钥匙都不能开屋顶的门，所以他们搭电梯到一楼，再走到地下室。比较大的那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防火门的锁。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带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料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料袋的箱子，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顶端是一条长长的横向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旁边的格子上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科尔贝里和拉尔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毛里松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吸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箱子。科尔贝里把锁拿起来，而拉尔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科尔贝里打开箱子的盖子说：“可是这里面有东西，你过来看看。”
箱子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波兰伏特加酒、四盘磁带、一个吹风机和六个全新尚未拆封的电动刮胡刀。
“走私。”拉尔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科尔贝里说，“我百丁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我想最好是让它维持原状。”
他关上箱子，又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科尔贝里说，“但是还不是以满足‘推土机’。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没什么事好做了。”
“谨慎的混蛋，毛里松。”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也许还有第三栋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门上用红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都已经来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单车和堆普通垃圾用的，在单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摩托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橇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上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根铁矛、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长柄草耙。
“我到这种地方时总是会产生幽闭恐惧症。”科尔贝里说，“战争期间我们会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尔森说，“反正不会用来扑灭燃烧弹的灰——咦，这是什么？ ”
科尔贝里弯下腰去，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
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国军用背包。
科尔贝里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木工台上。
一件皱了的浅蓝色衬衫。
一顶金色假发。
一顶蓝色宽边丁尼布帽。
一副墨镜。
还有一把枪——点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第二十四章
相片里的那个女人叫莫妮塔，三年前的夏天她在摩亚的防波堤上留下倩影时，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摩亚是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里的最后一个夏季。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及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事出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郊区荷卡兰街那栋两房寓所，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的权利，后来他还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也迫使她中断刚刚恢复的课程，这是整个不幸遭遇中最令她沮丧的事。随着岁月流逝，她开始觉得自己教育程度不够是种缺憾。
她始终不曾有继续求学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休息一年，然后进专科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了彼得。两人结了婚，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诸高阁。次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 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 ，才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找个全职保姆是不可能的，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又开始上班。之前，也就是从她离开学校之后一直到生孩子前几周，她换过好几个工作。在那几年问，她做过秘书、超市收银员、仓管人员、工厂女工和服务员，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觉得不高兴或是感到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份新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不景气，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供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训练，也缺乏有用的关系，只能做些待遇差、让人提不起劲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更换。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更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 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Q 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 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