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阳 作者:迈克尔·克莱顿- 第30部分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听任赤字恶化，我们宣布美元贬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贬低了一半。你知道这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进行的任何投资，现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润。”

　　关于此事，我还依稀记得一二。我说：“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出口。”

　　“这是我们的意图，但并未如愿以偿。我们对日本的贸易平衡益发恶化。通常说来，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一半，进口物品的费用就会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对其氯乙烯合成橡胶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们的那块市场。记住，商场就是战场嘛。”

　　“我们的实际效果无非是使美国的土地和公司贬值，供日本人购买，因为日元如今双倍坚挺于往日。我们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都变成了日本人的银行。我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穷国。”

　　“这与周六例会有什么关系呢？”

　　“噢，”康纳继续说道，“假如你有一个酒鬼叔叔，他说，如果你借钱给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钱取回。你想竭力从这笔倒霉的投资中追回部分款项。再说，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个酒鬼，就会醉酒伤人。你叔叔已经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商定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日本人决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纳肯定听出了我不以为然的情绪。

　　“喂，”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你想接管日本人吗？你想掌管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去接管另一个国家。做生意可以，拉关系可以，但不会是接管。没人想承担责任。没人想自找麻烦。就跟对付那醉鬼叔叔一样——迫不得已时才开开会而已。这是最后一着。”

　　“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吗？”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千上万亿的美元，后辈。这些钱投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古怪、自私的人：他们成天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你争我斗，一刻不停地争吵；他们文化教养低下，对世界孤陋寡闻，只知道从电视里获取信息；他们干活不使劲儿，对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对此并不深恶痛绝。日本人在这块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总想捞回可观的利润。尽管美国的经济江河日下——很快就会落在日本和欧洲之后，变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稳住美国经济仍不失为一件要事。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吗？”我问道，“如此说来，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国的好事了？”

　　“我们需要有人这样做，”康纳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自己能对付。”

　　“这是英国人常常讲的话，”他摇摇头，“可是现在英国人破落了，美国人也正在破落。”

　　“为什么会破落下来的？”我发问道，嗓门不知不觉提高了。

　　“日本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我们放弃了制造业。我们不再生产任何物品。你在制造产品时，你就是在赋予原料新的价值。从字面上讲，你就创造了财富。可是美国人不再做这事了。如今美国人挣钱是靠玩弄纸面上的东西，对此日本人说，他们肯定会赶上我们，因为纸面上的收益并不反映真正的财富。他们认为我们对华尔街和无用的债券的迷恋简直发了狂。”

　　“因此就该日本人管理我们？”

　　“他们认为该有人管理我们。他们倒情愿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纳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来点义愤吧，后辈，因为据花田先生说，周六例会已于1991年休会了。”

　　“是吗？”

　　“是的。那是因为日本人决定不再为美国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们看出了美国现状中的有利可图之处。美国在酣睡，一切出价低廉。”

　　“所以周六例会就不召开了？”

　　“偶尔也举行几次，是为了维护日美关系。如今两国的经济已紧紧地挂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脱离另一方，也无能为力啦。不过，周六例会再也不是至关紧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会。所以，坂村对谢里尔·奥斯汀说的那些话并非如此，她的死亡与周六的例会也毫不相干。”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

　　“我的朋友们似乎认为这是个人原因。一种感情冲动导致的犯罪，牵涉一个漂亮疯狂的女人以及一个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吗？”

　　“噢，问题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这么看的。当然喽，日本人是不愿意在他们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在一个农业落后国的高尔夫球场上也是这样。不过我听说对外国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着各种各样的罪孽。”

　　“你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吗？”

　　“也不尽是。”康纳摇摇头。“不过，我有一种印象，既然他们不说，也就是在告诉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场不愿袒露胸怀的球赛。我的朋友们不乐意直说嘛。”

　　康纳跟我聊着今天的这场高尔夫球。整个上午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4个人全都彬彬有礼、体谅对方、互相偶尔说上几句话，即使发表意见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在场上走来走去。

　　“你不是去那儿搜集情报的吗？”我说道，“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报。”可是当他解释时，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从根本上说来，日本人之间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们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们用不着开口就能互相心领神会。在美国，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有那种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亲使一个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总的说来，美国人不依赖无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却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属于同一家庭，都能进行无声的交流。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沉默也有其意义。

　　“这并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纳说，“这多半是因为日本人被规矩和习俗死死地捆住了，到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出于礼貌，同时也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会这个处境、这种内涵、体态的细微信号以及没有用语言来表述的情感。因为前者觉得，他实际上无法用语言表达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经出口便粗鄙不堪。这样，就得用别的方式让别人领会你的意图。”

　　“你就是这么度过一个上午的吗？互相不吭声？”

　　康纳摇摇头。他觉得他同日本的高尔夫球伴们明确地交换了意见，压根儿没有受到沉默的困扰。

　　“因为我在请他们谈论其他日本人——他们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我的问题就必须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询问你妹妹是否关进了监狱或者任何会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尴尬的问题时那样，我得细细推敲。我会留心你考虑多久才开始答复，留心你言谈中的间歇、你的声音语凋——所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对不对？”

　　“对。”

　　“这意味着要你凭直觉去感受。”

　　“那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们说：‘你过去帮过我们不少忙，我们铭刻在心，因此，现在总想帮你一把。不过这次谋杀与日本人有关，因而我们想说也没法说出口。你看我们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卖的什么药？”

　　“噢，”康纳说，“他们几次提及微电脑公司。”

　　“那个高技术公司？”

　　“对。就是那家正在拍卖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专门生产数控机械的。这场买卖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几次提及那些问题。”

　　“这么说这一谋杀案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喽？”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顺便问一声，关于录像带，南加州大学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首先，那些录像带是复制品。”

　　康纳点点头。“我猜到了。”他说。

　　“你猜到了？”

　　“石仓先生绝不会把原始带给我们。日本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野蛮的人。他们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野蛮人。卑鄙无耻、粗俗不堪、笨头笨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