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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他说，“你看来气色不佳。”
“没错，”马丁·贝克说，“这里有没有洗手间？ ”
五朔节是瑞典的重要节庆，这天，大家穿上春装，喝得酩酊大醉，跳着舞，尽情欢乐，享受美食，盼望夏天到来。斯科讷省的路旁开满了花，叶子也都冒出了新绿。草原上，牛羊低头啃食春草，农作物也都下土播种。学生戴上白帽，商会领袖从防蛾袋里拿出红旗，努力回想工会条文的内容。很快就是五月节了，又得暂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在那象征性的游行中，当管乐队奏起国歌时，连警察都马上站得笔挺。当天警察唯一的工作是指挥交通改道，确保没人对美国国旗吐口水，以及真正有话要说的人不会混杂在示威群众中。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准备的日子。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准备迎接爱情，以及政治上的讴歌。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特别是天气又很明朗的时候。
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马丁·贝克和蒙松一同审视奥洛夫松的残骸，并且绕着停在警察局停车场上的那辆旧车走了一两次。他们也审视那块石头和黑袜子及奥洛夫松上颚的石膏模，然后花很长的时间阅读验尸报告。他们很少交谈，事实上，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
有次，蒙松问了一个问题：“除了是在这里被谋杀之外，奥洛夫松跟马尔默有什么关系？ ”
马丁·贝克摇摇头，说：“看起来奥洛夫松主要是做赃车买卖，当然还兼卖毒品。但大多是汽车，他把车子重新喷漆，弄个假车牌，配上假的行车执照，然后运出国去。他似乎时常取道马尔默，也许偶尔也在这儿停留。他在这里应该会有几个熟人。”
蒙松点点头。
“很糟糕的人体标本，”他有些自言自语，“身体状况显然很差，法医才会对他的年龄判断错误。一团糟的混蛋。”
“马尔姆也是，”马丁·贝克说，“但这对我们的办案毫无帮助，不是吗？ ”
“没错，一点儿帮助也没有。”蒙松说。
数小时之后，他们坐在蒙松的办公室里，看着外头铺了柏油的停车场上黑白二色的警车，以及偶尔匆促来去的警察。
“呃，”蒙松说，“我们的起跑点看来没想象中那么糟糕。”
马丁·贝克惊讶地看着他。
“我们知道他二月三日在斯德哥尔摩，而法医发誓说他最晚二月七日就死了。所以案发时间已缩小在三四天之间。我也许可以找到那段时间内见过他的人，看看会牵出什么样的线索。”
“你这么有把握？ ”
“我们这个城市不大，而奥洛夫松活动的圈子更小。我有些线民，迄今为止他们昕以帮不上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找的是谁。我想，我也可以通过报纸把消息传出去。”
“我们不能发新闻，那是检察官的职权。”
“那不是我办事的方式。”
“你不会把我们牵扯进去吧？ ”
“我对你们斯德哥尔摩的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蒙松颇有感触地说，“还有，有关检察官等等不过是形式，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
当天傍晚，马丁·贝克飞回家。他十点左右回到斯德哥尔摩，两小时后就躺倒在巴卡莫森他家那张放在客厅的沙发床上了，灯也关了。
但他睡不着。
不过，他老婆已经入睡，他可以清楚听到她轻微的、均匀的鼾声隔着寝室关闭的门传过来。孩子都不在家。英格丽去为明天要举行的青少年示威游行制作海报，洛夫也许在某个没有父母在场监督的派对里喝啤酒、听唱片。
一阵孤独袭上心头。他觉得生命中缺少一些东西。譬如，起身到寝室将老婆身上的睡衣剥下来的冲动。他觉得他至少该有渴望跟某人，比如说，别人的老婆，做那件事的欲望。但是，跟谁呢？
英格丽夜里两点回来时他仍未入睡。那或许是他老婆给她的宵禁时间。但是洛夫则没有特别的回家时间要遵守，尽管他比姐姐小四岁，只有她一半聪明，连她百分之一的自我保护的直觉和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没有。不过，当然，他是男的。
英格丽蹑手蹑脚走进客厅，弯下腰，在他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身上有油漆味和汗味。
太荒谬了，他想。
又过了一小时他才终于睡着。
五月二号早上马丁·贝克抵达国王岛街的警察局时，科里贝尔跟梅兰德正在说话。
“太荒谬了！ ”科里贝尔一拳击在桌上，除了梅兰德外，每样东西都跳起来了。
“没错，是很奇怪。”梅兰德沉重地说。
科里贝尔穿着衬衫，领带放松，领口敞开。他探过桌面，说：
“奇怪？ 也许奇怪的是我们。有人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以为是奥洛夫松放的。但奥洛夫松一个月前就死了，因为有人敲碎了他的头骨，把他的尸体塞到一辆报废的旧车里，然后连车带人全部沉到海里去。我们则坐在这里像野地里的鸟群一样，漫无头绪。”
说完他静下来喘口气。梅兰德没说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对马丁·贝克点点头，仿佛他并不在那里似的。
“如果我们假设马尔姆的死亡与奥洛夫松之死有关系的话……”
“但这纯粹只是揣测，”梅兰德说，“虽然这两个事件看来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把两起案子连在一起。”
“完全正确，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里的第三种要素与另两件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是指自杀？ 马尔姆自杀的事？ ”
“当然了。”
“没错，”梅兰德说，“他或许知道时间到了。”
“正是如此。而且他大概觉得自己开煤气解决会比另一种死法痛快些。”
“事实上，他害怕得要命。”
“他是有理由害怕。”
“结论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梅兰德说，“他害怕被杀，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手是谁？ ”
科里贝尔思索着，突然很突兀地冒出一句：
“也许是马尔姆杀了奥洛夫松。”
梅兰德从抽屉里拿出半个苹果，用裁纸刀切下一小片，放到他的烟袋里。
“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说，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像马尔姆那种蹩脚人物，不可能有能力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他可能不会有道德良心上的顾虑，但他也得有能力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棒极了，弗雷德里克，你的逻辑一点儿也没错。那么，你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
梅兰德没说话。
“你那漂亮的逻辑推论是什么？ ”科里贝尔不放过他。
“结论是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被灭口的。”梅兰德略带勉强地说。
“被谁？ ”
“我们不知道。”
“对，确实如此。但我们一定可以查出来。”
“是的，”梅兰德说，“或许你说得对。”
“专业手法。”马丁·贝克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科里贝尔说，“职业杀手。只有职业杀手会使用装在袜子里的石头，以及炸弹之类的东西。”
“我同意。”梅兰德说，“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摇头瞪眼，以为见到什么神迹了。因为我们处理的一直都是外行人犯的案子。时间一长，我们自己多少也都成了外行人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刑事案件都是外行人犯下的，即使在美匡也是如此。”
“那不能当做借口。”
“没错，”梅兰德说，“我只是在解释原因。”
“等等，”马丁·贝克说，“这跟别件事也能联系起来。自从贡瓦尔写了那个备忘录什么的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对啊，”科里贝尔说，“那个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定时炸弹的人，干吗要打电话给消防队？ ”
三十秒后他自己回答了问题。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是职业杀手。他的工作是除掉马尔姆，他对于同时杀掉十个人毫无兴趣。”
“唔，”梅兰德说，“这样的说法挺有点儿道理的。我听说职业杀手其实不像业余的那么嗜血。”
“昨天我刚读过类似的东西，”科里贝尔说，“如果我们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举一个完全外行人的例子，譬如我们一度受人尊敬的同事欧丁，十七年前他在斯科讷省杀了九个人时，可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只因为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他就放火把整个老人之家烧了。”
“可是他是精神不正常才会那样。”马丁·贝克说，“所有犯下杀人罪的外行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即使只是在作案时不正常。但是职业杀手就不一样了。”
“可是瑞典现在并没有职业杀手啊。”梅兰德沉思着说。
科里贝尔看了他眼，说：
“谁说他是瑞典人？ ”
“如果他是外国人的话，那跟贡瓦尔的推论就很吻合了。”
马丁·贝克说。
“最重要的是，那跟我们所猜测的吻合，”科里贝尔说，“既然在讨论，就干脆猜个够。比方说，你们认为那个在马尔姆床垫里装炸弹、又把奥洛夫松头骨砸破的家伙现在还在瑞典吗？ 你们以为他作案后还会留到第二天吗？ ”
“不，”梅兰德说，“他干吗要这样？ ”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凶手。”科里贝尔思索着。
“有的，”梅兰德说，“有一件小事。”
“对，”马丁·贝克同意。“有一件事使这个假设变得很可能。
要在马尔默杀人并在盾牌街纵火，这人得要对当地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才行。”
“嗯，”科里贝尔噘起嘴。“一个以前来过瑞典的人。”
“瑞典语说得还可以。”梅兰德说。
“对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都挺了解的人。”
说话的是科里贝尔。
“但是知道的还不够多，所以会搞错对象，打电话去河岸村城而不是斯德哥尔摩报火警。”
发言的是马丁·贝克。
“话说回来，谁会想到把盾牌街上的房子说成是环路三十七号？ ”科里贝尔突然问道，“我是说，除了交通管理局和一些警察之外。行政部门有谁会这样？ ”
“有人替他把地址写下来，但没有在地图上指给他看。”梅兰德边说边点燃他的烟斗。
“一个对本市街道所知有限的人。”马丁·贝克说。
“一个外国人，”科里贝尔说，“外国的职业杀手。在两个案、件中，他使用的都是以前不曾在瑞典使用过的凶器。耶尔默说那种定时炸弹是在法国发明的，在阿尔及利亚很流行。如果有个瑞典的帮派人士突然想杀奥洛夫松的话，他一定是用铁管或单车的链条。”
“把石块塞在袜子里当凶器在大战期间常用，”马丁·贝克说，“间谍和情报员之类的人等常用这个来除掉通敌者或碍事的人。一些不想被搜出身怀枪械或刀子的人也用这个。”
“挪威也有这样的案件。”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抓抓他的一头金发。
“这些消息都不错，”他说，“但是，总该有杀人的动机吧。”
“应该是的，”马丁·贝克说，“事实上这更强化了马尔姆与奥洛夫松两案之间的关联。一个人会被职业杀手杀死的原因是什么？ ”
“因为他们令人不安，”梅兰德说，“我们可以猜测奥洛夫松和马尔姆之间的关系。两人应该都是偷车贼。反正，是跟偷车行业有关。”
“对偷车贼而言，车子值不了很多钱，”马丁·贝克说，“他是只要有人买就贱价卖出。”
“奥洛夫松和马尔姆把车子重新喷漆，配上假的车牌和证照，然后开过边境，到某个国家，不是自己卖掉车子，就是把车子交给别人。”
“后者最有可能，对不对？ ”科里贝尔说。
他生气地摇摇头，继续往下说：
“他们跟别人，或者别的一群人，替某个涵盖许多其他行业的大企业集团，打点他们在瑞典这边的事业。但他们出了状况，所以公司决定将他们灭口。”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方向。”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沮丧地摇摇头，说：
“你想，我们把这个假设说出去的话，这里他妈的有谁会相信？ ”
没人回答，约三十秒钟后，他拉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接通后说：
“埃纳尔吗？ 我在梅兰德的办公室，你能过来一下吗？ ”
不到三十秒，勒恩就在门口出现了。科里贝尔严肃地看着他，说：
“我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