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一百五十万不属于任何人，这等于说属于卡尔马。
除非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卡尔马决意把它保存下去。这一次依然不是出于贪婪，因为他内心里对今后如何处置这笔钱毫无打算。他只兑换过一张票子，好不容易才花出去。
“咦，你自己买了条新领带？”
“我想你见到我戴一条颜色鲜艳一点的领带一定会高兴的……”
平时总是她为他选择领带，这是他过生日、圣诞节、父亲节必不可免的礼物。这一次，当他在乔治V大街的一家衬衣店看到一种红蓝条的领带时，禁不住给自己买了一条。要是在过去，这种商店他是不敢涉足的。
“你一定买得很贵……”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18法郎……”
这不是真话，实际上花了25法郎。他顿时就对自己的谎言后悔了。为了维持局面，他必须谨小慎微，思想要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商店的名字就印在领带的背面，万一多米尼克为他下一个生日走进这家商店提出要买一条18法郎的领带呢……？
他一生都很勤奋。孩提时代，他比任何小伙伴都用功，为的是能得到奖学金。在中学任教期间，他比周围的同事都辛苦，但是由于一个叫米姆诺的捣蛋鬼的缘故，他也未能幸免一场可悲的失败。
他决心进行一场报复，单枪匹马地进行一场秘密的报复，因为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他已经成为有钱人了。
随着时光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流逝，妻子对他照料得愈来愈精心，她不声不响地观察着他。
“你敢说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瞒着我吗？”
“我可以起誓，亲爱的。”
“那你一定是太累了。”
“我向你保证不比平时干得多。”
星期日，岳父岳母也悄悄地瞥了他几眼，他们想必议论过他了。他有证据：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瓶瓶”因感冒不能出来，他和女儿去附近散步。女儿突然带着一种大人才有的严肃神色对他说：“其实我们都很自私……”
“你指谁？”
“你可以理解成妇女们……还有小孩们……”
“你为什么跟我说起这个？”
“因为我们对男人去上班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然了。我们无休止地要东西。上星期，我想让妈妈给我买一件新毛衣秋天穿，我就借口说去年那件我穿着太紧了，其实我还可以再穿……我是想要一件淡蓝色的毛衣，象我朋友夏洛特的那件……这样一来就得让你多干这么多的活儿……你说你能原谅我的自私吗？”
就连女儿也变得对他关怀备至。看到他不再动桌上的菜时，她不安了：“你不饿？”
“我吃得不少了。”
“你敢保证象你这样子的男人吃这么点儿就够了？”
“是的，我亲爱的……”
还有德娜瓦小姐。她是相貌最丑陋的一位秘书，活宝每次在走廊里遇见她时都要拍拍她的屁股让她脸红。她如今似乎把对往昔相好的那种爱慕之情转向了他。
只要他一走进秘书室找一位空闲的打字员时，她便把手中的信件往桌子上一丢，第一个抢着站起来。
“您需要我为您打字吗，卡尔马先生？”
对他来说，用她或用别人都无所谓。而她坐在他的对面时，却表现得格外殷勤，恭顺。仿佛他是公司的一位大人物。
“一切都合您的要求吗，卡尔马先生？”
“是的，是的。”
这种殷勤，这种试探，使他很受刺激。他觉得自己被禁锢在万目睽睽之中，一举手、一投足、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摄进了别人的眼中。
一天，他给美国某家化工公司去信了解一种新的基础合成产品的性能时，在倒数第二段里写错子一个字。他向德娜瓦小姐口述完信件后已经是差五分六点了。他刚一踏上汽车，就察觉到用错了一个词儿，致使整句话的意思变了样。
他心想第二天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临进入梦乡时还念念不忘：“可别忘了告诉德娜瓦……”
然而第二天，当他在办公桌上见到这封信时，发觉错误已得到更正。
“德娜瓦小姐……请过来一下……”
“好的，卡尔马先生。”
他严肃地望着她：“这是我昨天快下班时给你口述的那封信吗？……告诉我……这与我念给您听的一样吗？”
“是这样。”
“您一个字也没改？”
“请原谅，卡尔马先生……我估计您当时累了……您错用了一个词儿，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更改了……”
“万一我想用的恰恰就是这个词儿呢？”
她垂下了头，象是要哭了。
“从今以后请别再这样做，更不要自作聪明说我累了……我身体很好，德娜瓦小姐……很好，听见了吗？比某些人估计的要好得多……”
他错了。他不该同这个有心保护自己的可怜的姑娘重演同米姆诺之间的那场闹剧。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要想到自己需要别人的保护呢？为了防备什么事？什么人？
与此相反，他正在养精蓄锐。最危险的时刻好象已经过去了，所以他每隔一次就把手提箱在原寄存箱续存一次、只往里塞几枚硬币。
他又发现两个报亭可以买到法庭报，其中有一个在星星广场，这就缩短了他要走的路程。他每次依然走进一家咖啡店或酒馆，然后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浏览报纸。
报上不再议论死在圣普龙隧道里的那个人了，给人的印象是瑞士警察局对这个新闻没有给予任何重视。要不就是正相反。每当警察局对一件案子保持缄默时，往往不是意味着案情重大，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吗？如果这里再含有什么政治背景，这种沉默不就更可以理解了吗？
报上也没有再议论阿尔莱特·斯多布。仿佛在八月十九日那个星期天，全瑞士除了在街上有些充满地方色彩的娱乐活动和一些交通事故外没有出现过别的事。
他丝毫也不敢掉以轻心。几年前报上谈论了很久的一件事至今他还记忆犹新。那件案子的名字不免使他联想到目前自己这件事的一个细节，将来人们也会用这种名字来提起他的案子的保瑞格斯或是布瑞克。
报上曾报导过，有一家负责在全美国为各大银行及企业转运资金的大企业自己备有装甲车和私人警备队。波士顿的一些不法之徒对这个企业装甲车的来往情况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进行了侦察。他们发现每天都有一笔数目极为可观的钱要在当地存放几个小时后才被运走。
这些不法之徒需要对付的是货真价实的铜墙铁壁。为了这次在当时被称为当代最大胆最重大的行动，他们马不停蹄地准备了一年多。
他记不清细节了，总之四五个人最终抢劫了五六千万美元后便销声匿迹了。
警察局暗中侦察了几年，最后把疑点集中到几个经常出入于下层社会一个酒吧的人身上。这几个人受到了跟踪盯梢。但没有一个人花的钱不是合法地挣来的，也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度的开销。
所有的银行和大商号都把钞票的号码记下来了。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任何一张被盗的钞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都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
再过几个星期时效就要起作用了，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只要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事隔十年之后就要按时效到期宣告了结。
就在这时，一家地方小银行发现了一张十美元的票子，是属于那一系列的号码之中的。通过存钱的那个商人，终于逮捕了一名嫌疑犯。就在时效到期前的整五天，一伙抢劫犯、全部落网。这五个人在抢劫了巨款以后节衣缩食地忍了几年，与此同时，如果卡尔马没有记错的话，大笔财富却被他们埋在一座公墓里。有一个人在最后关头坚持不住了。不知是他的妻子还是孩子病了，他夜里偷偷地去取了几张票子。
他永远不能把这个故事忘怀。他当然不是个坏人。他什么也没偷。在圣普龙隧道把威尼斯来客推出火车的并不是他。当修指甲女工整装待发之际用一条蓝丝巾把她勒死的也绝不是他。
一笔无主的财富完全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落到了他的手中。勿庸置疑，火车上的陌生人选择他是有原因的，不然，为什么这个人一路上那么认真地询问他本人，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乃至他的兴趣爱好呢？
所以朱斯坦才会懊悔自己太多话，那么殷勤地向人介绍自己的情况，让人把一切都套出去了，可自己呢，没向对方提出任何问题。
由此看来，这么细致地盘询不可能是为了一桩寻常的托咐。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可卡尔马最初还以为——他记得是在洛桑想到这个问题的——这一托咐可以拜托迎面碰到的随便什么人，譬如说火车站的搬运工也可以胜任。
为什么他的旅伴在提到所要乘的飞机一事时总是含糊其词？莫非他说的飞机航班是子虚乌有？
也许他已经决定利用圣普龙隧道里的黑暗自杀，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难以到达目的地。
也有可能是他遇到了紧急情况，否则在火车穿越欧洲最长的隧道时他突然起身朝厕所走去，这正常吗？从威尼斯到米兰，又从米兰到多莫多索拉，这个人从未失口流露过隐匿起来的必要。
他不会在车厢另一端或是在其它包厢里有秘密约会？也许还是自杀的可能性更大？这岂不能更雄辩地解释出他未能被查明身份的现实？他是否在跳车前有意识地销毁了证件及护照？在意大利边界，卡尔马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把它们拿在手中。
他之所以在满载乘客的火车中选中了他而非别人，不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委托并不象字面上显现出的那么简单吗？
他预料到了阿尔莱特·斯多布会死吗？在这种形势下，他是否希望不要酿成丑闻，不要牵扯别人？如果卡尔马呆头呆脑地把一百五十万交给警察局，同时讲出这段奇遇，不就把别人牵扯进去了？
这些臆测并不使他扫兴。他一点点地把它们拼凑、剪接起来，使得它们日趋真实、完整。比如说，在把钥匙交给他的前一刻，这位旅客紧逼着他的目光可能是要表示：“我知道您是位诚实的人，先生……”
为什么不会是真的？这会变成真的。
这是真的。由于车厢内的嘈杂声，由于那舞动窗帘的风呼呼直响，他们相互听漏了许多话。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句话是说过的了。
再说，这句话也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怀疑自己有罪的心理过程已经逾越过去，他已经完全认定自己无罪，不会再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了。
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担忧绝非轻而易举地就能排除。拿这个星期日来说，他们按惯例又驾车前往布瓦西。妻子坐在他的身边。她发现树上的叶子开始变红了。车开过几百米后她叹了口气：“今年生活费用又提高了，简直没有办法……”
他没有答复，此话用不着答复，他料定下面还有话。
“昨天我路过瓦格拉姆大街一家价格并不很贵的铺子，看见一身很好看的秋季女套裙，浅褐色的，线条明快，很有样式，有点象沙奈尔裁缝的式样。我去年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那件迷人的绿色羊毛连衣裙……我就进去了，我问了问价……你猜是多少……”
“猜不出来……”
“329法郎！329法郎买一件大众化的二件套……”
“你没买？”
“你疯了？你不懂吗？”
“对不起，我认为你错了……你明天就该去买……”
三百多法郎！对于现在拥有一百多万法郎的他来说，算得了什么？
“我不明白你怎么想的。你难道不了解钱的价值？你忘了我还得为孩子们准备冬天全套的衣服吗？他们的个头都长疯了……”
他忽然可怜起她、可怜起他们来了。多少年来他始终这样生活，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条件的寒酸。无疑，他从童年时就曾渴望过许多东西，但那是他父母，尤其是他父亲去世后绝不可能给他买的，就连蛋卷冰淇淋也严格控制在星期日才买，他不记得平时吃过冰淇淋，若吃过，也是在某个敲钟的节日。他脚上的鞋比起多数同学的鞋来又旧又厚，因为这样的鞋结实耐磨。他每年只有一套新衣服，每两年一件外衣，拿到新衣服时，头一件穿上身都已经很紧了。
他结婚初期，家庭生活相当拮据，尤其到了月底的时候。他们去艾蒂安纳饭馆吃午饭或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那还只是个价格低廉的饭馆。
他不愿意回忆这些事，不希望知道这些事，但是他敢肯定有好几次大概在25、26号时，妻子去向父母借钱“以维持到下月发薪”。
十三年后的今天，可怜的多米尼克仍然连一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