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是伪造的。所有专家都认定是弗维尔先生的笔迹。”
“那么？”
“那么……”
堂路易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德斯马利翁先生更为清晰地感觉到，他已经离真相很近很近了。
别的人都没有作声，和他一样迫切地希望得知结果。他喃喃自语：
“我真不明白……”
“不，总监先生，您明白。您知道，发送这些信之所以是针对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的阴谋的一部分，是因为信文本来就是为毁掉他们而准备的。”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的就是我早已表明的意思：既然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是无辜的，那么对他们的任何指控都是阴谋活动。”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警察总监并不掩饰他的慌乱。他盯着堂路易的眼睛，慢腾腾地说：
“不管谁是罪犯，我还没见过比这种仇恨的陷害更可怕的案件。”
“您都想象不到，这种陷害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总监先生。”佩雷纳慢慢激动起来，说，“您没听到索弗朗叙说事情经过，还感觉不出这股仇恨是多么强烈。我听索弗朗说话的时候，充分感到了这一点。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就时时想着这股仇恨：谁可能怀有这样的仇恨呢？玛丽—安娜和索弗朗是遭受了什么仇恨的陷害呢？是哪个难以想象的人物有这种邪恶的天才，打造出这样牢固的锁链，捆住了两个牺牲品呢？
我脑子里还盘桓着另一个想法，它出现得更早一点，已经几次叫我费神了。我曾在马泽鲁面前提到过。这就是，那些信出现的日子是那样精确、严密。我寻思，如果没有极重要的原因明确要求，这些重要的文件不可能在固定的日子提交给公众的舆论。什么原因？如果有人的介入，信就不会这样有规律地出现．尤其是司法机关抓住案情，并且守在房里，等着收信以后，对吧？可是，尽管有种种障碍，信还是按期送到，好像它们不来不行似的。于是我渐渐悟出信是怎么来的了：它们是由一个看不见的机械装置送来的。这个装置一经调好，就永远只能一丝不苟地按照一种物理法则运转，而不再由智慧与意识控制。
于是这两个念头发生了碰撞：一个是仇恨，它要折磨那两个无辜的人，一个是机械装置，它服务于‘怀着仇恨的人’的意图。两个念头碰撞，便溅出了火星，同时也合为一体，使我记起伊波利特·弗维尔是个工程师！”
大家紧张地听堂路易讲着，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很不舒服。惨剧的真相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不但没有让大家的紧张不安稍稍减轻，反而使它加剧到痛苦的地步。
德斯马利翁先生又提出不同意见：
“不错，信是在预定的日子落下来的，可是请你注意，每次落下的时辰不一致。”
“这是因为，信落下的时辰，跟我们开着灯还是关了灯值夜有关。而且正是这个细节向我提供了谜底。如果出于不可缺少的谨慎，信只能在黑暗中落下……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那就是有一个装置，阻止它在开着电灯时落下。显然，这个装置由装在内部的一个开关控制。只能这样解释。其他任何解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动推送装置，它靠一个时钟机芯的驱动，按事先调定的时刻把信推进出来，而且只在电灯关了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机器的精巧，专家们会深为赞赏，而我的论断，他们也会予以肯定。既然它是安在这间房子的天花板上的。既然它只装了弗维尔先生写的信，难道我无权断言，它是由电气工程师弗维尔先生制造的？”
弗维尔先生的名字，就像一个顽念，又一次被提到了。每提到一次，这个名字就增加了一分决定性的意味。先是弗维尔先生，接着是弗维尔工程师，再接下来是弗维尔电气工程师。这样，那个“怀着仇恨的人”的面目，就如堂路易所说的，就轮廓清晰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叫这些看惯了形形色色奇案的人，也觉得不寒而栗。现在，真相不再在他们周围转悠了。他们早就与它搏斗，就像与一个掐你脖子、要把你摔倒、却又看不见的对手搏斗。
总监概括了自己的印象，声音低沉地说：
“这么说，弗维尔先生写这些信，是想毁掉他妻子和爱上他妻子的男人。”
“对。”
“既是这样……”
“既是这样？”
“从另方面说，他知道自己受到死的威胁，因此希望万一自己死了，他妻子和妻子的朋友受到指控，对吗？”
“对。”
“为了报复他们的爱情，为了满足自己复仇的愿望，他希望提出一堆铁证，证明他们就是谋害自己的凶手，对吗？”
“对。”
“因此……因此，弗维尔先生是……怎么说呢？……从某个方面讲。是……杀害他的凶手的同谋。他在死亡面前发抖……他挣扎……但他作好了安排，让他的死为他复仇提供便利。是这样的，对吗？是这样吗？”
“差不多是这样，总监先生。您走的路线，就是我已经走过来的。您和我一样，在最后的真相面前踌躇不前，不敢触及那给整个案子打上不幸的非人的烙印的事实。”
总监双手捶着桌子，猛地跳起来，不服地吼道：
“荒谬！愚蠢的假设！弗维尔受到死亡的威胁，竟不择手段，执意设下阴谋，毁掉妻子……算了吧！弗维尔那天到我办公室来，你也见到了，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不死。他只怕一件事，就是死。在那时候他是不可能调好机械，设下陷阱的……尤其是这些陷阱只有在他死于谋杀时才有用。你以为弗维尔先生做好时钟机芯，装上他三个月以前写给一个朋友，又中途截回来的信，把一切安排好，造成他妻子犯罪的假象，然后说：‘好了！我就是被谋杀，也可以瞑目了。警方将把玛丽—安娜逮捕归案。’不对，你得承认，他不可能采取这么可怕的谨慎措施。否则……否则，就是他清楚自己要被谋杀。他愿意被谋杀。可以说，他与杀人者是串通好了的，是伸出颈根让人砍。总之，这是……”
他打住了，似乎突然被刚才说的话惊住了。其他人似乎也和他一样困惑。其实他们已不知不觉地从这些话里听出了结论，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罢了。
堂路易眼睛不离总监，等他说出那不可避免的话。
德斯马利翁先生喃喃道：
“你总不至于断言他们是串通好……”
“我什么也没断言。”堂路易说，“这些想法，是您自然而然，顺着逻辑推出来的，总监先生。”
“是啊，是啊，我知道。可我是要指出你的假设是多么荒谬。为了证明你的假设是对的，为了让大家相信玛丽—安娜·弗维尔是无辜的，我们就得假定有这种奇事：弗维尔先生参与了谋杀自己的阴谋。这是很可笑的！”
他确实笑起来，笑得很勉强，很虚假。
“因为无论如何，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我不否认。”
“那么？”
“那么，正如您所讲的，总监先生，弗维尔先生参与了谋杀自己的阴谋。”
堂路易是极为平静地说这句话的，但他的神气是那样肯定，以致谁也没有想到要反驳他。他的那些推理和假设，他已经迫使在场的人接受了。现在他们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要想出去，不可能不费劲。对弗维尔先生参与犯罪活动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只是他是怎样参与的？在这场谋杀和仇恨的悲剧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最终导致他把命赔掉的角色，他难道乐意扮演，或者只是同意扮演？究竟是谁充当他的同谋，或者刽子手呢？
这些问题，在德斯马利翁先生和其他在场的人脑子里竞相冒出来。大家只想找到答案。堂路易可以确信：他提出的答案，预先就会被大家接受。此后，他只要说出发生的事情就行了，根本不必担心人家会说他撒谎。他简要地叙述了一番，就像作概述。
“发案前三个月，弗维尔先生给一个朋友朗热诺先生写了一连串的信。总监先生，马泽鲁队长大概向您报告了，那朗热诺先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个情况，弗维尔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信留在邮局待领，但被人中途截走了。用什么办法截走的，这里就不必细述了。弗维尔先生擦去了邮戳和地址，把信装在特制的装置里，把机器调好，让第一封信在他死后半个月落下来，其余的每隔十天落一封。现在看来，他的计划确实考虑得巨细无遗。他知道索弗朗爱玛丽—安娜。通过监视索弗朗的举动，他显然注意到那可恶的情敌每星期三都要从公馆的窗户下面经过，这时玛丽—安娜·弗维尔便来到窗口。
这是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对我来说，得悉它如获至宝，它给您的印象，将如同一个物证。
我再说一遍，每星期三，索弗朗都在公馆周围转悠。因此，请你们注意，第一，弗维尔先生策划的罪行发生之日，正是一个星期三晚上；第二，弗维尔夫人正是在丈夫的执意要求下出门的，当晚去了歌剧院，又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的舞会。”
堂路易停了几秒钟，又接着说下去：
“因此，星期三早上，一切都准备就绪，那要命的时钟机芯已经调好了，指控罪行的机器运转极好，将来的罪证会证实弗维尔先生手头已经准备好的罪证。另外，总监先生，您还收到他一封信。他向您揭露了针对他来的阴谋，求您次日早上，也就是他死后去救助他！总之，一切都让人预见到，事情将会按照‘怀着仇恨的人’的意愿发展，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差点打乱了他的整个部署：韦罗侦探闯了进来。韦罗侦探奉您的指派，总监先生，去了解柯斯莫·莫宁顿遗产继承人的情况。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两人现在都不在世了，他们的秘密也一起消失了。
但我们至少能够肯定：首先，韦罗侦探来过这里，带走了那块巧克力，我们第一次看到的虎牙的齿痕，就是印在那上面的。接下来，韦罗通过一系列我们不知道的机会，成功地探悉了弗维尔先生的计划。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侦探自己说了出来，而且是那么焦急！因为正是从他那里我们才获悉当夜要发生谋杀案；因为他把探悉的情况写在一封信里，而那封信却被人掉了包。这一点，弗维尔工程师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为了摆脱这个阻碍他的计划实施的敌人，下毒把韦罗害死了；因为，他知道毒药发作得迟，便大胆地化装成加斯通·索弗朗的模样，跟着韦罗侦探一直走到新桥咖啡馆，在那里用一张白纸换下了韦罗写给您总监的信，然后问一个行人去讷伊的地铁车站怎么走。讷伊，索弗朗就住在讷伊！以后这个行人可以成为指控索弗朗的证人。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
堂路易越说越激昂，因为自信而充满活力。而他的指控雄辩有力，合乎逻辑，似乎展现了事实本身。
堂路易又重复道：
“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这就是匪徒！韦罗侦探可能揭露他的阴谋，这就是他所处的形势，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他赶到警察总署，打听清楚韦罗侦探确实死了，也没有来得及揭穿他的罪恶图谋，这才将他策划的可怕行动付诸实行。那一幕您还记得，总监先生，他是那样不安，那样恐惧：‘总监先生，请保护我……我受到死亡的威胁……明天，我会遭到毒害……’明天，他要求您第二天去援救他，因为他清楚，当晚一切就完成了，第二天警方面对的将是一场谋杀案，是两个罪犯，他本人已经准备了指控那两个人的罪证，面对的是玛丽—安娜·弗维尔，她可以说会首先受到追究。
我和马泽鲁队长当晚九点去他公馆，他明显地显得局促不安，原因就在于此。这两个人闯进来干什么？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他经过一番思考，放下心来，我们又坚持留下，他只好同意。不管怎么说，这与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一切步骤都已安排妥当，任何监视看守都不可能破坏它们，甚至都不可能发现它们。我们在场或不在场，该发生的事照样会发生。他召来的死神决不会误工。
于是那一幕戏，确切地说，那一幕悲剧便开演了。弗维尔夫人被他打发去歌剧院，先是她来向他道别。接着仆人给他送吃的，其中的果盘里放着苹果。接着，他一阵恐慌、不安，这是死亡在一个临死的人身上激起的恐惧。再接下来，他向我们撒谎，打开保险柜让我们看，里面有个灰布壳面的日记本，他说记载了有关阴谋的材料。
至此，事情就完成了。马泽鲁和我退到候见厅。弗维尔把门关上，独自一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