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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我告诉他我打算上诉或者进行抵制。
“理智一点，”他说，“行事要适度，不要让感情冲昏了你的头脑。让这么一件事毁坏了你的全部前程，难道是值得的吗？毕竟并不是所有被征募器官的人都要失去重要器官的。”
“那你把统计数字拿给我看看，”我说，“拿给我看。”
他不知道统计数字。他的印象是，实际上只有１１４或１１５的被征募者才应召提供器官的。这说明老一代人与现实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父亲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善于表达思想，见闻又广博。凡是同我交谈过的三十五岁露头的人，都不能拿出统计数字来。于是，我把统计数字拿给他们看。统计数字载在躯体神圣联盟的小册子上，这倒是真的，然而那是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书面报告为依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征募。只要你合乎标准，他们总要把你宰割开来。对年轻的器官的需求在无情地增长，以便与可以得到的器官功率贮存库相适应。到头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人，他们把我们剁成碎片。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通过他们自己不断衰朽的身体，令人苦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们吃掉，周而复始地、一叶肺一叶肺地、一个胰腺一个胰腺地宰割我们，把这个物种的年轻成员消灭净尽。
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３日，摘除了一条狗的肝脏，代之以非亲缘关系杂种狗提供的肝脏。对其进行４个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疗，然后停止全部治疗。移植器官后，狗健康地生活６年又９个月。
战争仍然在进行。我记得这是第１４个年头了。当然，现在他们已不再进行杀戮。大约从１９９３年以来，他们没有地面交锋。自从征募器官法生效后，肯定连一次也没有。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战场上损失青年的躯体了。于是，机器人代替我们进行战争，他们的头颅到处冲撞，发出巨大的金属叮当声；他们布设地雷，向着敌人拉动传感器，在敌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此外，当然还有准军事行动——经济制裁，第３动力封锁，从冷酷无情的轨道卫星上发射压倒一切的电视广播宣传，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这是一场比他们以前发动的更加难以捉摸的战争：没有死亡。但是它依然消耗国民资源。本年度征税又有提高，已经连续五、六年了，而他们因为铜的短缺，刚刚强行加征了含金属货物的和平时期附加税。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疯疯颠颠的领导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于健康原因退休，患着溃疡、带状泡疹、疥癣或迟疑症蹒蹒跚跚地到乡村别墅去，让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职务。然而现在，他们——我们的参议员、内阁阁员、将军和决策者——却一直活下去，不灭不死，又不清不醒。他们的战争——那场荒谬的、不可理解的、残忍的、自我满足的战争——也一直进行下去。
我认识一些逃到比利时、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过了躯体神圣法的国家去政治避难的人。他们年纪和我一样大，或者稍微大一点。大约有２０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一半是最进步的国家，一半是最反动的国家。可是逃走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愿过流亡的生活。我要留在这里进行斗争。
自然，他们不要求被征募者献出心脏、肝脏或者其他与生命攸关的器官，比方说延髓。还没有到达政府认为能够制订致命征募法的阶段。到目前为止，肾脏和肺脏等成双的，并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征募的主要对象。不过，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来的征募历史的话，你就能发现，征募法总是成弧线从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彻头彻尾的疯狂程度的。他们总是从得手指进而要手臂，从得寸肠进而要全肠。请你相信我的话，再过５０年他们会征募你的心、胃和大脑；假如他们掌握了大脑移植术，那么无论谁的脑壳也都将不保。那将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我们和阿兹台克人①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们有麻醉术、抗菌法和无菌操作术，我们挖出受害者的心脏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术刀。
【①墨西哥印第安人。】
克服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法
免疫性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是普遍存在的。从发现这一反应到消除它，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这种旨在进行治疗的消除这一反应的手段虽然较为有效，但绝非令人满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１９５０年出现了免疫生物学。
它发现了各种减弱和消除被植者对同种异体植片反应的手段——诸如：非致死剂量的全身X射线照射、某些肾上腺类皮质激素，特别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疗法。这一发现对研究的主要方向，开始产生了影响，并且使人们相信临床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已经为期不远了。５０年代末，诸如６－硫基嘌呤之类的强力抑制免疫药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对异体同种植片的反应。不久之后，这一原理就成功地应用于人类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于对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呢，还是仅仅为了使个人的躯体保持完整无缺呢？原因可能是两者都有。我需要理想地论证其合理性吗？难道我们终生没有保有自己与生俱来的肾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过的。可以肯定，一切有损于年轻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态龙钟的、病态的老年人制订的。他们身患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漏斗脱垂、暴发性心室炎和血管扩张症。问题在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杀、跳水失误、触电和踢足球受伤；因此出现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为不断提供国家控制的尸体而进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败了阵。自愿供献器官纲领的实施也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大部分供献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们签名供献器官，是为了获得提前从狱中释放：一叶肺减刑５年，一只肾减刑３年，等等。在这一条款下，获释的囚犯并不受郊区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对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许多长者就要死亡。于是，４个党的参议员联盟冒着为数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参议员阻碍议事的威胁，强迫上院采纳了器官征募法。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因为在众议院中谁也不理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法案条文，而且，关于这个法案，人们曾经传说，如果得到通过，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过了６５岁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对一个众议员来说，这意味着转眼之间可以连任１０届到１５届。当然，法院提出了反对，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１１名法官的平均年龄是７８岁。他们是世间凡人，终不免一死。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肉。假使他们现在抛弃了器官征募法，那他们就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命状子。
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６个或第７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
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
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６－Ａ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６．Ａ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８－Ａ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６－Ａ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４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ＡＬＧ）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４０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２０例接受ＡＬＧ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２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１２６期，１９６８年，第１０２３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Ｘ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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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２０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２１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１７０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２１岁以下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