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爆炸把我吓坏了。”奥图尔回答道，“还好，第三次我就有了心理准备。我的背现在也没事了。”
理查德给她解释他从拉玛扫描器里观察后终于弄明白的情况。
“我已经听见了你刚才的话。”尼柯尔说，“我猜我们现在也将错过回地球的机会了。”理查德扶她站了起来，“那么现在我们正往哪儿去？”
理查德耸耸肩，说：“看不出有什么行星或是天体是现在的目的地。轨道速度正在增加。如果没有其它的变化，最后将冲出太阳系。”
“成为一个星际旅行者。”尼柯尔平静地说。
“如果我们还能活那么长的话。”将军补充道。
“依我看来，”理查德逗趣地笑了笑，“别操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至少现在还用不着。我打算先庆祝咱们从核轰炸的恐怖中生还，并且提议把迈克尔介绍给我们的新朋友们，是介绍给艾云鸟呢，还是八脚蜘蛛？”
尼柯尔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你真是坏透了，沃克菲尔。算了吧，无论如何，别让我……”
“别让我——
去探寻爱情的真谛，
它永远不可理喻。”
这时，ＴＢ突然插话。三个宇航员一愣，低头一看，见是小机器人，不禁大笑起来。
“……爱情已不存在，
当时过境迁，斗转星移，
当岁月流逝，秋风又起，
啊，不！它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印记……”
理查德检起了ＴＢ，关掉了它的电源。尼柯尔和迈克尔还在笑。
理查德两手抱住他们的肩，将小机器人举在眼前，说：“我不知道三个人一起作伴旅行会是什么样子，但不管怎样，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
后记
阿瑟·Ｃ·克拉克
写作是孤独的职业，在经历了几十个春秋以后，甚至最为偏激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会偶尔渴望伙伴。但对任何艺术创作来说，合作都是冒险：涉足其中的人愈多，其成功的机率愈小。难道你能想像《白鲸（Moby Dick）》是赫尔曼·梅尔维尔与耐特·霍桑（Hermann Melville & Nat Hawthorne）合著？或《战争与和平》是由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合写，对白却由屠格涅夫完成？
当然，直到几年前，我还从来没想到，我会与另外一位作家合作创作一部小说。与非虚构小说不同，我曾与其他人合作过不下１４个项目（其中２个是与《生活》杂志的编辑合作）。但小说，没门儿！我坚信，我永远不会让任何毫无成功把握的人来损害我创造的这独一无二的“品牌”……
唉，在我的写作生涯里，终于有件可笑的事发生了。１９８６年初的一天，我的代理人斯科特·莫里迪斯打电话给我，一副“听我说完你再说”的模样。听来好像是那位年轻的天才制片人打算把我的一些东西，或是一切东西都搬上银幕。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彼得·古柏这人，但碰巧我曾看过他的两部电影（《深夜快车》和《深渊》），而且印象很深。当斯科特对我提到彼得最新的影片《紫色》时，我的印象便更深了，这部电影得到了半打的奥斯卡奖提名。
然而，当我在心里暗暗叹气的时候，斯科特仍在不停地说着。他说彼得有位朋友，他有一个绝妙的想法，想与我改编一部电影剧本。我叹了口气，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新点子，并且就算它真是什么“妙计”的话，我也早就想到过了。何况，我恨电影剧本，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枯躁无味，几乎没有什么可读性；同时，我还担心，这东西没法儿写。就像是音乐剧的乐谱，它们必须经历一个中间生产过程，写的时候需要考虑那些特殊的手段和技巧，而这些东西本身，却没有任何文学或艺术价值可言（一出音乐剧至少优美可看）。
然后，当斯科特给我介绍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时，我心里一亮，这个计划忽然真的有点使人心动。当然，与彼得·古柏没有什么事好合作，但与斯坦尼·库布里克（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译注）一起却有许多事可以干。
往事在眼前浮现。在２０年前，拍摄《２００１：太空奥德赛》（美国著名科幻电影，根据克拉克的小说改编——译注）时，斯坦尼和我一块儿曾做过木星卫星的游历之梦，但事实上，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去探测这个完全未知的世界。１９７９年的３月和７月，两颗“旅行者”号探测器揭示了“伊奥”、“欧罗巴”、“伽尼米迪”和“加里斯托”这些木卫们的神秘世界，这可是我们没敢想像的。那些旋转着的巨大的木星卫星的景象使我有可能，不，是逼迫我，去写出《２０１０：奥德赛之二》。这一次，那些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是真实的现实，而非想像。当１９８４年彼得·海阿姆斯将此书拍成电影时，他已能使用从“旅行者”号发回来的真正的图景来作背景了，很多时候他正是这样做的。
当然，１９７９年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激起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在１０年里人们会超越这项成绩。“旅行者”号飞船仅在木星附近呆了几个小时，便掠过了这巨大的行星和它的“月亮”们，匆匆赶往土星。于是在１９８６年５月，美国国家宇航局计划发射“伽利略”号。这是更加雄心勃勃的太空探测器。这当然不是一次短暂的航行，而是一次“接触”。“伽利略”号将花两年的时间，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对木星和它的主要卫星进行详细的测量和探查。１９９０年以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会有如潮水般的资料从这个异星世界发回来，第三部“奥德赛”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它就是我计划中要写的东西；我的心系在“伽利略”号上，因此不怎么关心那些业余科幻小说作家的想法和主意。怎样委婉地拒绝他呢？斯科特仍在讲的时候，我思考着。
“彼得·古柏想在３６小时内飞到斯里兰卡来，把这家伙介绍给你。他的名字是金特·李。我给你说说这人。他在喷射发动机实验室里工作，是‘伽利略’计划的主任工程师。你听见没有？”
“是的，我听见了。”我嘟囔着说。
“在那以前，他是从火星上送回了那些美妙图片的‘海盗登陆者计划’（美国的火星登陆计划——译注）的主任。”
“行了！”我叫道，“这个人我必须见。告诉加博尔先生马上带他到这里来。”
“古柏，他叫彼得·古柏。”斯科特纠正道。
好啦，我已经同意这两个人来见我，他们将飞到斯里兰卡来，并且如果我喜欢金特的想法，我会写出一个提纲，也许１０来页，勾画出章节、场景、情节，以及所有的基本要素。这样，任何一位称职的编剧都能以此为根据写出一个电影剧本。
他们在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２日到达科伦坡，刚好是在“挑战者号”大难的两个星期以后。本来，１９８６年应该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年头，但现在，整个国家航天局的项目都处于混乱之中。特别是“伽利略”将被推迟好几年，在１９９５年以前，不会有任何消息从木卫上传过来。我只好忘记我的“奥德赛第三”了，就像金特除了将“伽利略”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弄回去给它放上樟脑丸以外什么也做不了一样。
幸运的是，古柏—李—克拉克三方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磁盘中输入了各种构思、章节、背景、情节——似乎对我们打算称之为《摇篮》的故事有用的一切东西。有人曾说，写一部小说就是去掉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是真的。有一次我想，如果我使用了我所构思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可能的组合，那么，那些材料一定足够写成五亿部不同的《摇篮》。
我把最后确定的约有４，０００个词语的写作大纲送给金特。他很喜欢，并且再次飞到了斯里兰卡，以便我们一起补充细节。
住在古都康提城后面的山上，尽管那些绚丽的美景让人分心，在经过三天马拉松式的工作后，我们还是完成了约８，０００词的故事梗概，它最后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再往后，我们可以通过经常的电话联系，或是厚厚的越洋打印稿来进行合作。
写作占用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当然，我们两人都还有其它事缠身。当我发现金特的英文和法文的功底相当深厚的时候，我便毅然克制住了所有想用我的风格去影响他的企图。这种情况使我的一些老读者感到了不安，当《摇篮》以我们俩的名字出现时，我便在一些地方作出澄清，以消除疑虑。我解释说，书中平实的对话，是因为金特长年与那些“ＪＰＬ”天文学部长着粗手硬茧、喝烈性酒的工程师们和数学家们混在一起的缘故。在那里，帕萨迪纳市的警察们常常被叫去解决因为贝塞尔函数和非线性方程而产生的斗殴。
然而直到如今，据我得到的好消息，还没有任何教育当局要求从书架上撤下《摇篮》。提到这事，是因为我满怀惊讶和愤慨刚刚发现，在１０年前，这种情况还真的在《皇帝的土地》一书上发生过。更有甚者，有关教育当局还关照继续查禁所有载有我的作品的集子。
但愿当时我能知情，这样我会非常乐意地告诉这些初入道的先生们，为他们提供这些盲文版小说的人留有纪录，这位夫人不可能去宣扬色情。她碰巧就是与英格兰的司法大臣结婚的那位妇女。
虽然《摇篮》原先是作为电影来创作的，并且与华纳电影公司的协议也在准备之中，但它搬上银幕的机会却愈来愈渺茫了。运气不好，在图书出版前后，一大串在水下与外星人会面的电影出现了，它们大多无声无息地沉没了，了无痕迹。
但是彼得·古柏，我非常愉快地这样讲，他一直在竭尽全力。他最新摄制的片子《东方女巫》、《薄雾中的大猩猩》、《雨人》等一直受到好评。甚至从这些片名也显示出，他对不同寻常的、有价值的题材有兴趣。也许当世事再次轮转回来的时候，他将摄制《摇篮》，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电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虽然我与金特一起工作非常愉快，但当我们完成了前途未卜的《摇篮》以后，我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合作计划，因为哈雷慧星没有在大陆的天空中显现，却成了我当时生活的中心内容。我心里明白，它下一次出现，将在２０６１年。这会给“第三次太空奥德赛”提供一次极好的机会。如果已经被大大延迟了的“伽利略号”能在所希望的时间——１９９５年完成，从木星送回成兆字节的新信息的话，也许就会有《最后的奥德赛》。但我不轻易许诺。
１９８７年夏天，《２０６１年：奥德赛第三》一直在书店里的表现极佳，谢谢它的成功。我开始再次感觉到负罪般的内疚责备我没有倾注全力于一项工作。这是作为一位作家的职责。突然间，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那一张张注视着我的脸。
１５年前，《与拉玛相会》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拉玛人做事都成三。”现在，当我正做最后修订的时候，这字句引起了我的追忆和沉思。当时，我脑子里并没有任何（感谢上帝）故事的结局；看来这是对的——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来结束全书（当然，在真实的生活里，没有哪一个故事有结尾）。
许多读者，还有评论家匆忙得出结论，说我从一开始就计划了一个三部曲。说实话，我没有。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并且金特正是完成这项工作的人选：他拥有航天器和太空的所有背景知识，足以应付拉玛人的再次出现。
我立即勾勒出尽可能多的情节，正像我写《摇篮》的大纲时那样，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拉玛二号》便诞生了。《拉玛的花园》和《拉玛飞船揭秘》也将在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间成书。
所以金特·李再次越过大洋与斯里兰卡的小山坡上的我频频联络，讨论不休；邮差也不断地报怨大量的稿件使他的自行车不堪重负。然而这期间，技术也使我们的洲际运作加快了速度。传真机现在使得我们几乎能随时交换看法。这较之写《２００１年》时我与彼得·海阿姆斯靠邮件联络方便多了。
这种长距离的合作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如果人们离得太近，合著者可能在琐事上浪费大量的时间。一个人写作则可为自己的懒惰找到无穷无尽的借口，而两个人，至少可以意志坚定。
不过，人们往往没法知道一个作家对他的工作到底有多少付出，即使鼾声如雷，但他也许仍然下意识地在努力。我和金特都深知这一点，我们广泛地涉猎文学、科学、艺术、历史，所获得的经验都会在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