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那一切。就像彗星一样，离开得太久了，大家都忘了，是不是？然而它一直在那里，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圈，现在又回来了。就像咱们这儿的奥列格一样可靠。是的，谢谢你，奥列格。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完。阿克肖诺夫。”
“什么，老总？”
“听我说。今晚我去莫斯科，回医院去。我希望一周后回来，或许要两周。卫生部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术，是痔疮手术。我下面出问题了。”
“严重吗？”
“严重。那是我的屁股，对吧？是的，我的屁股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打岔了。你还有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用喷气装置——”
“——探索宇宙空间》，有，老总，您知道我有的。”
“我离开期问，我要你把它重读一遍。仔细读每一个字。研究每一幅图。就当是你第一次读它，就当没有卫星，没有加加林，没有太空行走，没有宇航员。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呢，我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最近老得太快了，阿克肖诺夫，而且恐怕把你也带老了。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展望的新的奇迹，我们就又会重新品味天空，又会大为惊异了。”
九、莫斯科，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
卫生部长靠在消毒室隔壁的墙上，享受最后一支香烟。在光线已暗淡下来的走廊里靠近电梯的地方，挤着一群即将给他充当助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两个人朝他这边望过来，又回避着他的目光。
毫无疑问，他们是害怕在祖国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眼皮底下工作，因此正相互打气呢。他们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但他们清楚自己不会为了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做手术而在下班后让人急匆匆地送到这儿来的。他们知道勃列H涅夫主席亲自等候着手术的结果，这是卫生部长在简短的情况介绍会上告诉他们的。
现在他注视着他们，微笑着，宽容地摇着头，喷着烟圈。虽然这些辛勤工作的男女并没有意识到，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会特别紧张，这是情理之中的，他在写报告时会照顾到他们。他是国家的公仆，是的，但他也是人，能够理解、甚至原谅别人的弱点。他为自己的这一品质而自豪，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又最实质的特点之一。他最后吸了一口，把烟头在自己的咖啡杯里碾碎，满足地叹了口气。太糟了，云斯顿香烟这么难找……
医生和护士们现在一个个迟疑地走向他，小个子雷梅克医生走在前面。卫生部长曾经是１９６５年五一大阅兵时在检阅台上的高官中个子第三高的人。他一面往前跨了一步，一面挺直身子，高高在上地朝他们微笑着。“大家都准备好去消毒了吧，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病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雷梅克医生清了清他细细的喉咙，嗓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患气喘病的儿童吹喇叭吹出来的声音。“部长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怀着对您应有的崇敬，先生……我们想建议……建议，基于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建议您，或者说，也就是，我们，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我在等你告诉我，雷梅克医生。”部长低声说。他的眼睛在医生说这段开场白时眯了起来。
雷梅克神色绝望地转身朝着其他人。
一名护士走上前来说道：“部长同志，我们要求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加入到手术队伍中来。”
“维什涅夫斯基，”部长重复道。他应该猜到的。其他人不安地站在那儿。那名护士（他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回头他会查出来的）还在用挑战的目光看着他，“可是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会对这个手术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在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
“他做过好几十次这样的手术。”
“他的技术完美无瑕，部长同志，您该看看他是怎么做手术的。”
“这几年他没有像您那样的……公务缠身，部长同志。”是雷梅克，那个讨厌鬼。
“而且这名病人的安康既然对革命利益来说那么重要，理应由全院所有的最好的医生一起来为他手术。”
卫生部长笑了，抬起了一只手。“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忠告。我已经充分听取了你们的意见，而且会记在心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为什么不把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召来——因为你们知道，我办公桌上经手的许多材料都是保密的一旦是只说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必须考虑到安全因素。而且，在我看来，不管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的医术多么引人注目，毕竟他刚刚吃完晚饭，可能会受些影响。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你们先请……同志们。”
人们像一队劳改犯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消毒室。每个人都回避着卫生部长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只有那个护士例外。她的目光不仅含着轻蔑，还有鄙夷。卫生部长竭力忍住怒火，深吸了一口气。他推开门，身后的转门一次次地响着。
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和他的音乐评论家朋友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开着玩笑走出剧院时，警笛声越来越大了。
“不，不，你会比我先去的，我的朋友。”乐评家说道，“月球上会先需要外科医生，再过很久才会需要交响乐，至于评论家嘛？要是知道好歹的话，我们这些评论家们就都会待在下面，这里可供批评的东西要多得多。”
维什涅夫斯基大笑起来，在朋友的背上拍了拍。“说得好，说得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作家，每个类别的艺术家都应该是第一批上月球的人。谁能更好地把月球的奇观转述给我们呢？这个工作绝不能等摄像机去做，这点我是很肯定的。想到这个我的脑袋就发晕。”
“我们有客人来了。”乐评家突然严肃起来。
轰鸣着驶上环形车道的是四辆警用摩托，警笛鸣响着。车子一个急转弯，在巨大的台阶下面的灰色泥浆中停了下来。
“是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吗？”一位警官叫道。
“是的。”他说。朋友的手把他的肩膀抓得生疼，可他却心怀感激。
“手术室急需您去，医生同志。我们是来护送您的。”
乐评家如释重负，一屁股坐了下去，维什涅夫斯基则呼出一口浊气。
“谢谢你们，同志们。”他说，“我现在就去。”
他在手臂上抹肥皂时，可怜的雷梅克快得有点结巴地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维什涅夫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东问西问上，时间浪费得已经够多了。可是他不明白：肠癌怎么居然给错当成了痔疮？为什么他们不把手术停下来，找人帮忙，用上更多设备，而是好几个小时在他身体里瞎鼓捣？雷梅克唠唠叨叨地讲起手术台上那个可怜的人对国家是如何如何重要，于是维什涅夫斯基明白了。
“是部长。”他咆哮着说。
维什涅夫斯基冲进手术室时，那个该死的笨蛋连头都不敢抬，其他的人却都转过头看着他。他跑向手术台的脚步变成了小跑，又变成了走，一边注视着卫生部长和其他人。部长一边忙活，一边小声抱怨着，其他人则已经垂下了鲜血染红的双手。
维什涅夫斯基看了看病人，闭上眼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重新睁开眼睛。他走上前去，一把扯下口罩。
“我不给死人做手术。”他说。
独自一人待在外面，维什涅夫斯基很高兴天气很冷。他抬起头，想道，啊月亮，你知道什么是杀戮，骄傲，还有愚蠢吗？我们还是原来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好。
十、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２月
开始，阿克肖诺夫假装没听到敲门声。他想那只能又是尚达林，带着刚刚打出来的命令。尚达林喜欢亲自送达他的备忘录，这样他就可以看着那些部门负责人读，揣测他们的反应，为他们清楚理解了他的意愿而感到满意。在第一份备忘录送达之前阿克肖诺夫就清楚了他的意思。至少从老总下葬的那天下午，当尚达林坐着勃列日涅夫的专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清楚了。
老总的用“老七号”将运输燃料的飞船送达轨道的计划已经被弃之不用了。对于尚达林来说（而且大概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如此），这一设计不够引人注目，不够具有决定性意义。取而代之的，尚达林本人的庞大的“质子号”，设计功能可以携带上亿吨级当量的的弹头，将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把宇航员们送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尚达林所钟爱的“质子号”的后裔Ｇ－Ｉ，目前尚处于理论阶段，会在次年将重新设计过的“联盟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至于老总那太过细致的计划——每次测试新的“联盟号”的一项性能，循序渐进的系列试飞——尚达林一笔勾销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样一来，这艘完全翻新的飞船将能够在一年——或不到一年后进入轨道。
阿克肖诺夫刚一意识到老总的继任者的计划有多么凶险时，他惊呆了，甚至忘记了发怒。他反而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轻声笑着把卷宗丢到会议桌上，纸页像花瓣一样从文件夹里飘出来。他说，“这不可能。”
文件夹在尚达林面前停了下来。尚达林坐在长长的桌子的一头，他错误地以为那是老总的座位。（老总开会时都是踱来踱去，从不坐下来，其他人坐在哪儿，或者坐不坐，他从未在意过。）
“不可能？”尚达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说八道。你难道忘了，同志？人造卫星是不可能的。载人宇宙飞船进入轨道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做不可能的事，阿克肖诺夫同志。现在我们要做得更快，效率更高，就这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的剪报。已经有两张这样的剪报由于一遍遍地被翻开，阅读又合上而在他的手中成了碎片；好在《真理报》并不难找，即使是在拜克努尔。“您读过这篇在老总去世时讴歌他的文章吧，尚达林同志？ “
“我当然读过。你每三天就冲我扬扬它，我怎么会不读呢？”
“据我所知，”阿克肖诺夫接着说道，“这是老总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想想吧。在二十年，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苏联太空计划的指导天才——甚至在政府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空计划之前就是了。可是有多少苏联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每天都在他身边工作的追随者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他的宇航员知道他的名字？老总在乎这个了吗？他在意自己默默无闻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克肖诺夫？今天你没事干，我可还有工作要做呢。”
“我没什么意思，尚达林同志。你才是表达意思的人一一很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意思。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的目的到底是将人送上月球，还是让你的名字臀上《真理报》的头版，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牺牲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
尚达林站在那儿，微笑着，收拾起他的文件，慢慢地从桌子那头走了过来。他拍了拍阿克肖诺夫的肩膀，朝前倾过身子，直到两人的鼻子都碰在一起，他以一种温暖的父亲般的嗓音说：“不是很多年以前，我指挥了一次效率高得多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我枪毙了好几个傲慢无理的下级。”
“真奇怪，你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枪杀老总呢，”阿克肖诺夫回答道，“既然他一直知道你是个暴君，是个傻瓜。我很惊讶你还不够强大，没能把他埋在监狱的雪里，而只凭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进入太空。”
因此现在，阿克肖诺夫不想开这扇门。他靠在背部特别凹陷的沙发椅上读着剪报，随他敲去。咚，咚！可这敲门声听来不像尚达林不耐烦的扣击，也不像克格勃的人傻瓜似的猛烈敲打。这敲门声温柔又持续，好像敲门人会站在小屋门廊上，一直站到最后审判日，坚信他的门不会白敲似的。阿克肖诺夫咆哮着向一堆脏衣服踢过去（现在洗衣服还有什么用？）忽地打开门。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这是个体型宽大，矮胖，长得很好看的约五十岁的女人，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少女式的大辫子。大大的鼻子，深陷的棕色眼睛。她怀里抱着个很大的用胶布封口的薄纸板盒子。在她身后，在车道的尽头，奥列格立正着站在车旁。
阿克肖诺夫吃惊得眨巴着眼睛，瞧着这两个人。
“是阿克肖诺夫同志吧？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可是我今天晚上必须回莫斯科。我是尼娜·伊万诺夫娜·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老总的妻子。”
“他的妻子！”阿克肖诺夫大声叫了起来。
她弯下腰，把箱子放在门廊上他的脚边。她直起身来，微微地悲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