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肖诺夫放下望远镜，在地图上查看着，可老总不需要确认。“我们的孔雀已经飞离了航道。”他喃喃地说着，在司机室的车顶上敲了两下。
卡车轰鸣着向前驶去，沿着土路上冻住了的车辙颠簸着，坐在后面摇摇晃晃的工程人员拼命抓牢。左右两边，在广阔的田野上，玩具大小的卡车和救护车也在向前急驶。远远地，一群羊在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前四散奔逃；风把汽车喇叭声和羊叫声带到了好几公里远之外。车流向一朵随风飘荡的橘黄色的花旁汇集着，那是彼得·多尔戈夫。
老总和卫星城里每一个未来的宇航员关系都很好，他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和历史，实际上知道他们档案材料中的每一点（而克格勃的档案材料是什么都不会遗漏的）。老总从成千上万的候选人中挑选了这些人，是通过同赫鲁晓夫，而且从表面上看来也同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商量决定的。尽管如此，阿克肖诺夫确信，老总从没喜欢过彼得·多尔戈夫。
这名宇航员喜欢好几小时地坐在公共食堂里给他的怪模怪样的小胡子上蜡，一边还向每一个人吹嘘他搞女人的辉煌业绩，还有他的高超的跳伞本领。“跳过五百多次，朋友们，脚踝都没扭伤过。看到这本袖珍诗集了吧？我收集诗集，就是为了在下降过程中读点什么。降落伞打开后，就没什么要做的了，知道吗？最终，我会在天地间读完这部伟大的著作！有多少学者敢说他们也读了那么多呢？”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惹得别的宇航员哄堂大笑。老总胳膊下面夹着一束新的写满问题的手稿，从公共食堂蹒跚而过时，总会对他怒目而视，但什么话也不会说。
但多尔戈夫显而易见是测试“东方号”弹射系统的最佳人选。如果老总在克格勃的报告材料和《生活》杂志上读到的内容是真实的话，这个测试必须毫不延误，马上就做。那个漫长、干燥而又寒冷的春天日子真不好过啊，要是让老总逮住哪个人抽空吸支烟或是打电话聊天或是睡一会儿的话——后者是最糟糕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他们那个热带地区也这样开小差吗？”他会一边挥舞着最新的印有七个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的太空人的宣传照一边大喊大叫。（美国人肯定会第一个把牙医送上太空。）老总觉得这个稀奇古怪的，永远阳光灿烂的发射基地，这个弗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①，就跟火星或者月球一样是个异乎寻常的地点。对他而言，那里总是“那个热带地区？’。所以多尔戈夫的培训匆匆结束，最后的测试定在二月底。
【① 卡纳维拉尔角，旧称肯尼迪角，位于美国弗罗里这州东部，为空军和航天基地。】
实验很简单。与“东方字’飞船同样大小的模型机里，披挂着全副装具的多尔戈夫被绑在一把弹射座椅的样机上。然后把模型机装在一架大型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货舱里运上天空。在大平原上空几千米的高空，这个巨大的容器从飞机尾部被不客气地推出去。一旦分离完成，多尔戈夫就按动“弹射”按钮。很简单。也很疯狂，但拜克努尔发射场很能容许疯狂的想法。
多尔戈夫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过程：“你们把我喂进飞机，飞机又把我拉出来！”
老总皱了皱眉，但接着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老总乘坐的卡车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的。一群工程人员都争先恐后地从后挡板爬下车去，老总则不耐烦地打手势让阿克肖诺夫帮他从车的侧面下去。飘动的降落伞向旁边飞舞着，但是地上一个斜躺着的人体压住了它。
一个手持步枪脸色苍白的士兵慢吞吞地走到老总面前说：“太可怕了，设计师同志。也许您该等着——”可是老总已经走了过去，阿克肖诺夫慢下脚步，免得超过老总。
多尔戈夫手脚摊开仰面躺在那里，活人是不愿意这样躺着的。面罩已经粉碎的头盔以一个怪怪的角度靠在他的肩上，却还和身上的衣服连在一起。
老总低头盯着尸体说道：“在人们面前，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傻瓜。”
医生们来了，在周围打转，以此恭敬地同老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证实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尔戈夫摔断了脖子。他在下来时什么都没读。
“他的头盔在弹射时肯定碰到了舱口。”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他明白他要冒的风险。”他补充道。
“不如你明白，我的朋友，当然也不如我明白。”老总的声音不大。现在已经有几十号人聚集在这儿了，一个个萎靡不振，脸色灰白，吓呆了的样子，但老总却是生气地铁青着脸。怒火中，他慢慢地而又轻柔地跪在冻硬的地上，伸手越过医生们抓住了多尔戈夫摊开的双手，把他的手臂交叉着放在橘黄色的胸部，这样一来，多尔戈夫就像是在抓着他胸前的降落伞的带子。
“这样好一点。”老总咕哝着说。
他转过身，迎着寒风向卡车走去，阿克肖诺夫紧跟在后面。老总一边走，一边从臃肿的外衣中扯出他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把笔摇了摇，好让它写得出来（笔是东德制的），开始写了起来。笔在纸上一行一行地划过。他一边写着，一边跨过沟渠，绕过岩石，没有绊倒，也没有抬头看。一只土拨鼠就从他的脚下惊惶逃窜。老总还是不停地写着。
在路的尽头，由于拖拉机常在这里拐弯，地面已经掀松了，那名脸色苍白的士兵给他的步枪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枪水平地端着，像个牛栏门一样，挡住了三个年老的农妇的去路。
老总走过来时，最年长的那位喊道：“发生什么事了，同志？怎么那么乱？”
老总边走边答，没有抬头，也没有停笔：“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老妇人立刻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接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双手捂住了脸。阿克肖诺夫和他的老总根本没有注意她，而那个士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动着的降落伞，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个孩子。
五、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
仅仅是挪动、重摆他那不听话的枕头就让阿克肖诺夫灰心丧气。在午夜一点钟过后不久，他开始对着枕头狠狠地打起来。他一拳一拳地打它，用头顶它，最后把它抛到了角落里。
阿克肖诺夫坐了起来，叹了口气，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几缕头发编成错综复杂的小辫，又用右手使劲地扯开，这样玩了几分钟。“我疯了。”他大声说，把被子扔了回去，光着脚跳到小屋那从未暖和过的木地板上。
从过道那儿传来低沉单调的鼾声，表明睡不着的只有阿克肖诺夫一个人。裤子、鞋、外衣、帽子，他把它们想像成了鲜艳的橘黄色飞行服、耐高温的靴子和头盔上铅灰色的气囊。他最后重新修正了这一幻象（以便确认氧－氮的混合），然后大胆地走到后门廊上，双臂胜利地高举着，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名义对混凝土路面和落满尘土的灌木提出所有权。
阿克肖诺夫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摇摇头——咳，年轻的加加林在全身披挂好后是不会——他信步走进院子里。有一小会儿，他把地平线上发射台的灯光当成了新的一天黎明的曙光，这已经是他第一千次犯这个错误了。
阿克肖诺夫感到自己体内的罗盘呈螺旋形疯狂地转着。他闭上眼睛，大口吞下寒冷的空气，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但脑海中出现的却是一枚火箭，正在从软管中吸入零度以下的“肉汤”。
花园的另一头，老总那同样难以描述的小屋的厨房窗户上亮着灯光。他走了过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走近时，他可笑地变得鬼鬼祟祟的，每迈一步都特别小心，膝盖高高抬起，就像一个新手在失重条件下腾跃。他藏身到房子旁边的灌木丛中，从窗槛往里瞅着。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渴望成为一名间谍。比方说，他喜欢偷看他暗地里信奉东正教的爷爷做祷告。有一天他喝饱了甜菜浓汤后偷看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嗝，露了馅，把爷爷气坏了，还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但是他看到的只是老总在读着什么。
刺眼的荧光使老总脸上的冻伤疤痕分外醒目——也显示出他的倦容。同往常一样，他的右手支着下巴，左手食指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滑过，引导着眼睛。他的肘边是一盘乳酪酥，还有满满一杯已不再冒热气的茶。老总翻到一页，读着，又翻到另一页。没什么可看的。那他怎么这么着迷？为什么他知道了总设计师在厨房里挑灯夜读就感到如此安慰？老总的手指同他的笔一样有条不紊地移动着，一行，一行，又——他抬起头，不是冲着窗户，而是朝着后门，阿克肖诺夫连忙把头低到窗槛下。他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还有沉重的脚步声。一片楔形的光铺在草地上。
老总轻声叫道：“加加林吗？嘘！喂？”
停了一会儿，就在阿克肖诺夫屏住呼吸时，老总朝房子一角的四周瞅了半天，发现他的助手蹲伏在灌木丛中。
“啊，是你呀，”老总说。“好，既然你在，也许我就能在这个嗜睡病患者的冬季度假地做点什么。”
阿克肖诺夫正在掸掉袖子上的叶子和小树枝，同时考虑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才说得过去，过得了老总这一关。这时，他的上级又出现了。他大踏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右边掖下夹着笔记本，左边胳膊正费力地伸进他那件臃肿的外套里，无论是什么天气，他在室外总穿着它。阿克肖诺夫估计那件衣服至少有一件宇航服那么重。
“听着，”老总说道，胳膊肘推搡着阿克肖诺夫穿过院子。“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也为了我们不至于发疯，让我们假定明天早上一切顺利。加加林上去，在轨道上航行，再下来，他对赫鲁晓夫说话，对他的妈妈说话，他是俄罗斯好小伙，是吧？是。很好。都很好。可他只不过是罐头里的碎火腿。”
“什么碎火腿，老总？”
老总扬了扬手。“是美国一种罐装的美昧食品，跟鱼子酱一样。也许我读《生活》杂志读得太多了。别打岔了。我是说，像加加林这样的俄罗斯好小伙，只要是环绕地球之外的任何轨道航行，他们都会需要一个比那儿那个给挖空了的‘旅行者号’好点的航空器。能够便于操作，能够在指定地点会合，能够同别的飞行器对接，等等。现在打断我吧。这个新的飞行器，这个‘联盟号’，要用什么样的标准组件制成，才能既保持我们现有飞行器的强度，又能满足……”
一个多小时里，这两个人脚步沉重地在院子里走着，有时同时开口，有时一言不发，有时并肩地走，有时却又像两个要决斗的人那样傲然阔步地从对方面前走过。他们从空气中抓取一个个图形，又在草里把它们剁碎，他们争执着，彼此恨得咬牙切齿，又和好，拥抱，又争执。在他们的上空繁星满天，可他们甚至瞧都没有瞧上一眼。后来他们累了，什么都没解决，却又新发现了好几种不可能的事，需要证实或者推翻。
他们沉浸于让人目眩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瘫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阿克肖诺夫突然说：“这不是我的屋子。”
老总掉头看了看。“也不是我的。”他说。
门廊上堆满了束束鲜花，大多是便宜的石竹，是前一天，一拨拨地，由面带微笑的共青团代表送来的。
“这是加加林的屋子。”阿克肖诺夫轻声说。
窗户漆黑一片。万籁寂静中，传来一阵微弱的鼾声。
“昨晚七点钟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命令他上床去睡个好觉。”老总低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居然真这么做了。”他费力地站起来．揉了揉腰背，又弯下腰去，用手把土刨松。“帮我一下。”他悄声说着，开始往口袋里装石子。
阿克肖诺夫趴到地上。“您做得对，老总。凭什么我们就该晚上不睡觉，替他操那些心呢？”他低声加了一句，“这个杂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加加林的身影完完全全地显现出来，在床头钟的夜光钟面发出的微光中，他的轮廓在黑暗的屋子里隐约可见。两个工程师蹑手蹑脚地从宇航员的窗口退后几步，开始将一把把石子朝窗玻璃掷过去。这人难道聋了，还是石头做的——这个农民的儿子难道已经成了一块石碑？啊，有灯光了。这两个折磨他的人蹲在政府给加加林配的黑色轿车后面（他可以驾着这车从不为人知的地方到达茫茫蛮荒的边缘然后再回来），看着祖国的青年英雄推起推拉窗，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着。
加加林低声叫道：“是老总吗？”
没有回答，于是推拉窗给放了下来，灯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