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缕曙光从门缝中透进来．我弹了最后一个和音，汤姆向笛子里叹了最后一口气，任笛子从唇边滑落。不用看安妮的脸，我也知道汤姆死了。
安葬汤姆前，安妮想把汤姆精美的笛子送我，但我又把笛子按回到她手中。
“我不能拿。”我小声说。眼泪偏偏这时刺痛了我的眼睛。“它属于汤姆，就让它与汤姆一起安息吧。”
“汤姆想送给您，”安妮说，“他告诉过我。”
“那么好吧，”我说，绷紧了脸以防声音发颤，眼泪涌出。“你遵他遗嘱把笛子送了我。现在我要把笛子送给他，以与他同眠。这很合适——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
安妮不愿意在此事上计较，所以他任凭我把笛子放在她手中。
“和他一起埋了吧。”我说，她照做了。
一个庄严的日子里，我最后打点好驴车，再次给老“忠诚”套上辕。“王子”又回到裹着的毯子上坐好。“柳树”精力充沛地围着驴车跳着、转着，搞得那可怜的驴子心烦意乱。我静静地告别了，受到旅途平安的美好祝愿。我释然地牵起“忠诚”的缰绳、走出本丁福镇。
音乐是爱我的，一直没变。这么久以来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它的清鸣中度过的。但是它在我年轻时更爱我吧，我总以为它现在更爱汤姆。在他需要时，音乐为他赶来，尽力去拯救他。虽然失败了——它毕竟尝试过。
但是我老了，力不从心了，有时摸索不到旋律了。音乐却对我不耐烦了。驱使着我，在我跟不上它的步伐时，掠走它赋予我的光芒。
当我像个垂死的人一样急需它的安抚时，它却变得冷若冰霜。
《折磨》作者：＇日＇ 福田信孝
李重民 译
怎么回事！——
我对着镜子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吓得腿都变软了。
昨夜和同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回家时差一点儿赶不上末班公交车。酒喝到一半时脑袋里的意识就模模糊糊的，直到今天还酒气冲天，头一阵阵地疼痛。
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拧了一下自己的面颊，抹抹眼睛，都还有感觉。这绝对不是梦。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尽管不是做梦，却又完全像是一场噩梦。
“……我，我……成了我自己最最讨厌的芋山五平课长！……”
唉——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于是，镜子里的芋山也同样地躺下了。没错，现在的我就是芋山课长。
那个脑袋秃顶、大腹便便、脸和手都肥墩墩的、俗气的芋山课长，就是我的身影。
芋山课长今年４５岁，口臭，爱盯着女职员的臀部看。我，我，为什么突然成了那个芋山课长！
真讨厌！——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沿着皱纹累累的松弛的皮肤流下。昨天以前我还是铃木一郎。那张童孩般的脸，胖乎乎的体型，虽算不上英俊，但还只有２６岁，单身一人。那比这芋山不知要强多少。
我如此讨厌那个家伙（不，现在也许应该叫“我”），是因为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对我大发雷露。比如，我早晨一上班，这家伙就好像故意等着我似的，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身边。
“铃木，你还没有把报告写出来吗？傻瓜！”
“你不会写正规的计划书吗？笨蛋！”
“一看见你这张脸，我就会不称心·”
他用诸如此类的骂声向我扑来。如果是其他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决不会这么发火。
不知为何，这家伙把我当做他的眼中钉。所以，我对芋山课长讨厌得直冒胃酸。现在，我自己竟变成了那个令人恶心的人。
今后，我该怎么办……
我怔怔地发愣着。不一会儿，我想起一件事，便惊醒过来。
也许——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家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挤上轻轨列车和汽车，第一个跑进公司，来得比谁都早。
我在课长的座位上坐下，焦急地等待着上班的钤声响起。
不久，职员们陆陆续续地赶到公司里来上班，但里面没有我要寻找的人。到了上班的时间，有几个人奔跑着冲进办公室里，那家伙也在其中。
那人就是铃木一郎——昨天的我。
我死死地盯着另一个人的我。
年轻，虽算不上具有男子汉的气魄，但比这个芋山之类要年轻得多，长着一副不知辛劳的脸。上班的铃声已经响了，另一个我却还在和邻座上的女职员口若悬河地说着笑话。我不知为何，对昨天的自己感到非常羡慕。
我到底在干什么？——
竟然会有人像我成了芋山课长那样变成了我的身体？可是，那是谁？是芋山吗？还是……
我这么想着，脑子开始混乱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看就要发疯了，眼前的铃木一郎还在轻薄地和女人说着混账话吗？那张平静的、无忧无虑的脸。
我突然憎恨起那个家伙。我愤怒得连身体都抖瑟起来。
……我已经不能忍受！
我终于向那家伙发火了：“喂！铃木，过来一下！你在发什么牢骚！已经开始上班了！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你到底……”
《侦察》作者：克利福德·西马克
李志民 译
他的手表相当准，３０年来分秒不差，是父亲遗留给他的。
今天他第一个来到编辑部，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才６点。再看自己的手表，竟已指着７点了，足足快了一个钟头。真不可思议！
的确，他来上班时，天都没亮，街上也几乎不见人影。
编辑部里也没有人，只有天花板上的两盏灯亮着。办公桌上电话机、打字机，外加一个白瓷浆糊缸统统挤在一堆。
眼下天黑人静，但再过一个小时一切就会活跃起来。新闻处处长艾德·莱因要７点半才来，采访部主任弗兰克·迈克也要随后才到。
他揉了揉眼，显然睡意未消。本来他还可以再睡一个钟头的……
可别怪表！事实上他今早并不是按表指的时间起的床，而是被闹钟吵醒的。闹钟也整整快了一个钟头。
“真是怪事！”他大声说着，走向自己的工作台。突然他发现打字机旁有个东西在动，那东西形如老鼠，发出金属光泽，亮锃锃的，仿佛还有一种魔力。他犹如生了根似的提不起脚来，喉咙发干，心口烦闷。
这奇怪的东西端坐在打字机旁，死盯着他。尽管它没有眼睛，没有嘴巴，但他确有一种老被它盯着的感觉。
他伸手去拿白瓷缸。浆糊怎么能乱放呢！可瓷缸却抢先紧随那怪物躲开，向桌边滑去。忽听哐当一声，它跌落在地，摔得碎片四处乱飞，黏糊糊的东西撒了一地。
那锃亮的东西头朝下裁倒在地，爪子磕得叮当响，但它马上又翻身而起，迅速逃窜。
他气愤之极，摸到一根铁棍，顺手掷了过去。铁棒落在那家伙的鼻尖前，戳进了地板，溅起少许木屑。
铁鼠吓得往后一退，马上灰溜溜地钻进壁柜门缝里去。壁柜里放着墨水、纸张和其它办公用品。
他赶上去，用手往柜门上一拍。嗒的一声，门关上了。
他背靠柜子，仔细一想，不免心里发毛，甚至有些害怕。那鼠样的东西，或许就真的是一只老鼠，一只银鼠。
但它却没有尾巴，也没有嘴，而且老是盯着我看。
他自言自语说着，离开了柜子。佐·克雷因呀，你可是神经出问题了？
这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８日清晨的此时此刻，不可能发生在２０世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
他转过身去，抓住门把手，想把门打开。可把手不听使唤，门怎么也打不开。
他心想：门怕是在我拍打的时候，无意中给锁上了。我没有钥匙，钥匙在朵罗蒂那里。但是，她一向都是让这个柜子开着的，因为那把锁有问题，一旦锁上，就很难打开。她常常不得不去请门卫来帮忙，或许，我也得去请门卫或钳工来？我这就去请，把情况说清……
可说什么呢？说我看到一只铁鼠钻进柜子里去了吗？还有，铁棒还插在房中央地板上呢！
克雷因摇了摇头。
他走过去把铁棒拔出，放回原处，又收拾了一下瓷器碎片、木屑和浆糊。这才回到桌前，取出三张白纸和一张复写纸，并把它们装到打字机上。
谁知，他连键都还没触到，打字机就自动打起字来。他惊呆了，定定地坐着，看着。机头在来回移动着，很快就打出一条字来：
别乱来，佐。别把事弄糟了。否则你会倒霉的。
佐·克雷因把纸抽出，揉做一团，扔进字纸篓，然后到小吃店喝咖啡去了。
“您知道，鲁依，”他对店老板说，“当你孤身一人在家时，你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对呀，”鲁依附和说，“我要处在您的情况下，早就发疯了。既然您在您屋里感到苦闷、空虚，甚或害怕，那您最好马上把房子卖了。那房子就像一个死去的老太婆，留有何用，马上卖了吧。”
“我不能卖！”克雷因语气坚定，“它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那您就娶个老婆吧。”鲁依劝道，“您老是单身过日子总不好嘛。”
“现在已为时过晚。”克雷因说，“请别为我操这份心了。”
“哎，我还藏着一瓶陈酒呢。我不能就这么亏待您，真不该啊。要不，我在咖啡里给您倒上一点？”
克雷因摇了摇头。“不了，我马上就要干活去了。”
“真的不想要？我可不是为了赚钱，纯粹只是为了友谊啊。”
“不了，谢谢，鲁依。”
“也许，您现在也产生了幻觉吧？”
“幻觉？”
“是的。您刚才说过，当您孤独时，你会产生幻觉。”
“这话我说过，不过，那是为了用词高雅而已。”克雷因解释说。
他很快喝完咖啡，回到编辑部。
现在一切都已正常。艾德·莱因在训斥着某人，弗兰克·迈克在删改竞赛报晨版号外。来了两名采访记者。
克雷因斜起眼睛偷偷地看了壁柜一眼，柜门仍旧紧闭着。
采访部主任办公桌上电话响了。主任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把话筒移开，用手捂住送话器，不让对方听到他下面的话。
“佐，”他喊道，“您来接。有个疯子坚持说，他好像看到一台缝纫机自己会在街上跑。”
克雷因取下自己的电话。
“请把２４５号转给我。”他向接线员请求。
“是盖拉德吗？”对方先问，“喂，是盖拉德吗？”
“我是克雷因。”佐说。
“我要找盖拉德。”听筒里重复着，“我要跟他通话……”
“我是《盖拉德》报社编辑部的克雷因。有话请讲。”
“您是采访记者吗？”
“是的。”
“那么请听着，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我在街上行走时，看见……”
“在哪条街？”克雷因打断对方，“您贵姓？”
“在莱克…斯特里街。”对方答，“是在５００号，还是在６００号门口，我记不清了。我正走着，迎面突然滑来一台缝纫机。我想，准是谁丢失的，可仔细一看，街上什么人也没有。这条街很平，一点坡度也没有，它是在自己溜啊……”
“您贵姓？”克雷因插问。
“姓名吗？我叫斯米特，吉弗·斯米特。我想应当帮一帮丢失缝纫机的主人，于是我伸出手去，想把它拦住，可它却闪开了。它……”
“它怎么啦？”克雷因竟大叫起来。
“它躲开了。我发誓，若撒谎，就让我下地狱！我伸手拦它，它却躲开了。好像它知道我要捉它，而它却不让我捉住似的。您听懂了吗？它躲开了，围着我兜了个圈，就改向溜了，而且越溜越快。到了十字路口，便拐弯不见了。动作是那么灵巧、敏捷……”
“您住在哪里？”克雷因问。
“我住哪里？这与您何干？您只管听缝纫机的事就行了。我给您讲这件事，目的是望您写文章见报，可您老打岔……”
“如果要我报道此事，我就必须知道您的地址。”克雷因态度坚定。
“若是这样，也罢。我住霍斯…赫普顿街２３号，在艾克塞拉机械制造厂工作，是车工。我大概整整一个月滴酒未沾了，现在绝无醉意。”
“这很好，请接着往下说。”
“往下……好像没什么可说了。哦，只是当它在我身旁时，我感到，它好像在盯着我看。然而缝纫机怎么会看人呢？它又没有眼睛嘛。总之……”
“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它是在看您吗？”
“我自己也说不清，先生。我也觉得奇怪，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蚂蚁在背上爬的感觉。”
“斯米特先生，”克雷因又说，“您过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