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排的瓶瓶罐罐底朝天摆放得十分整齐。我们平常总把车钥匙放在面缸里，但我摸索着伸手进去时，我的手只空空地抓了一把白面。我把面缸扔在地上，面粉撒得遍地都是。然后又掉了糖罐子、茶罐和瓷苏打罐。我打开第二个面缸，找到了车钥匙。看着遍地狼藉，我意识到没有退路了。
我跳上车，开这辆车已有五年了，我笨手笨脚地在黑暗中摸索钥匙眼儿。我发动了引擎，猛地撞过车库的门，那扇可怜的门发出木框折断和撞碎玻璃的声音，又发出一声尖尖的，充满遗憾的金属般刺耳的尖叫。
每个拐弯都令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只是开到我的邻居家——柯蒂斯的邻居家向东一公里就不再沿公路行驶了。柯蒂斯的车和劳伦斯·鲍恩的石栅栏迎面相撞，栅栏赢了，车前的保险杆撞进了发动机里。发动机保持高速，而我在前座上被无情地弹来弹去。除了我的眼下出血外哪里也没伤着，我从窗子滚了出去，向东２号国道走去，这条国道北接美国的不毛之地，南接我们这里靠近阿根廷的下端。
三月冷冷的空气清醒了我的大脑，使我能够沿着１号国道的外围走，避开了不时来回呼啸而过的卡车。几个小时以后，我转向北上了二号车道，在那里，许多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它们带着四五辆载满人的拖车，那些人在美国南部大陆不停地迁移寻找工作。每个人都在极度激动狂乱的心境下渡过几个星期。我蹒跚地向前走了大约三公里。
在最后的二十分钟里，没有碰到路过的卡车。我的脚和头都在阵阵痛，眼皮不断打架。我倒进离大路几米远的灌木丛中，迷迷糊糊中仍然咕哝着：“自由，自由。”但热情却少了许多。
我一直就是一个好睡的人，那天早上我在顺路而下的卡车队的轰鸣声中醒来。四肢僵硬、浑身疼痛、周身血迹斑斑、散发臭气、脸上胡子拉茬的，使我自己中了毒一样，我示意最后一辆卡车的司机我要搭车。
他把车停了下来。“看来你好像英勇地度过了昨夜。”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你要去哪儿？”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连十秒钟的慎重考虑都没用上，就突发奇想地回答说：“向北。”（因为卡车向北，我别无选择。）
司机看起来比我年长，而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又比我年轻：灰白的乱发、肌肉坚实的胳膊、开朗的笑容，我想他是我见过的眉毛最浓的一个人。
他问：“你正在摆脱什么事或陷入什么事吗？”他知道了我的困难处境。那时我第一次想到，我不是惟一的一个放弃贫穷之旅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可怕的骗子——常常在扑克牌游戏中输掉百十元钱后才罢手——所以我告诉了他整个故事。
他看似陷入了沉思，只是驾车前行。最后他侧身对着我说：“我们在你们的阶级上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计划他们离校后把他们安排到管理岗位。通过他们的高层管理，会给工业带来新的观念。那一点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汇集你们的力量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我们没有计划这一点——”他向我作着手势，“甚至就是你们的同代人发现了这个错误：以贵族开始，以贫穷结束。那正是为这种退出而作的乞求。”很明显他已在劳工计划委员会多次任职。他看起来身居此职足有十年左右。
“我猜我被惯坏了，”我说，“确切地说，尽管不是贫穷困扰了我。”
“当然不，”他打断我的话，“是缺乏选择。听着！年轻人，人们从来不把工作或贫穷当成不可避免的条件那样在乎。你知道，我们从里威第科斯那里得到的变换观念。在那里，青春女神每隔七年就释放一次她的奴隶。他们不是仍然教给你们那种东西吗？”他抿紧嘴充满疑问地看着我，似乎他在怀疑我是打乱秩序的独臂大侠。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记不起来了。
“太糟了。州董事会的那些笨蛋们总以为只有穷人才会放弃，然而富有者也同样不可避免。一些贵族或全部贵族彻底丢掉了判断力。感觉是他的生命在做选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方式。”他变换速度挡，在半山腰追上其他的卡车，并向我作着手势，好像我是一具展览品。”眼下，有这么一个人，在职业变换的最后一次时，感觉到了选择的权利，所以他破坏了制度，而这制度是惟一一个可供选择的。小伙子，富有，贫穷或介于两者之间，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
从他晓得的一切，就足以断定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博尔尼本人。杰瑞米·博尔尼，生产卡车的巨头，战后与州际联盟作战过。博尔尼的阿瑞斯拖波夫斯制度是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一制度让一小部分穷困阶级去做粗重工作，但给他们希望，与此同时让贵族们更有能力做高级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循环的基础上看清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那一切发生之时，我还是一个婴儿。我惟一的记忆就是一次——仅仅一次——我把头藏进母亲的怀抱，仍然不能平静下来。那一次一定已经是六十年以前了，大约是２０２１年。
无论他是谁，无疑他知道这一制度，所以我问他：“你想如果警察发现我，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可能只是把你再放到贫穷的劳动大军中去，无论如何你属于那儿，或许再加上个一两年。”
当我写下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他告发了我。我那样说毫无怨恨之意，我可能是自己告发自己。
几分钟后，那司机说：“我们说点有意思的吧。”他压下节流杆，卡车回以爆炸式的力量。“我亲自修饰她。”他盯着我。我没忘记思考，当我们经过头车时“这有一个快乐的人。”
花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忘了自己的罪过。跳上卡车或火车、乞讨食物、感觉天气转凉、想像着发射性的增长。我似乎正在向着生命的万灵药行进——或者可以说行走的本身就是万灵药。我更加强壮，有时我在大白天跑步或裸游，然后晚上在饭店后门乞食。有时我三餐丰厚，有时饥肠辘辘。甚至来自迷途之猫的抓挠也因生命的存在而抽痛。
逃亡中七八个星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中部，那里有大的农场和小的村庄，我注意到两个看似当地的人跟着我。他们一定是为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老式的宽沿帽子，新的苍白色的巴拿马衬衫和裤子，但已经擦脏了，看起来很旧。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墨西哥城五十公里的小镇，塔尔西哥村，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应该有什么大困难。当然他是对的。我步行到第一块庄稼地，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收割庄稼。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看，第二和第四列机器收割机很明显并没有到达这大北边，所以很可能这一地区的非重要人物都被鼓励来此收割庄稼。这些人可能把你推到一边说：“嘿，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吧？”（我曾经当过开进我们葡萄园的收割者先锋——取笑两个星期来将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这两名监工假装在成捆的玉米杆旁打盹，但我能看出来他们烦躁不安。
最糟的是，我开始享受着丰收。我身边的一个四五十岁、大惊小怪、非常保守的妇人，指着树下的两个人对我说：“博尔尼没说过睡觉者会长痔吗？”她说话带着一种西班牙人惯用的腔调。
我承认第一个进入我意识的想法是：“不，我相信他没说过。”但是感谢上帝，我至今还信仰着他，我用智利方言说，（我猜这是她的母语）“而且割玉米的会长水疤吗？”
她笑得很美，眼眸中那甜美的悲伤更增加了其韵味。她黑棕色的皮肤让我想起了柯蒂斯的祖先，以及老祖父挂钟上的胡桃木刻花。我和她一起笑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一起收割，几乎是只身一人在比我们高半米的玉米秆下。她是个可爱的交谈者，很高兴我和她处于半隐半现的状态，尽管玉米秆使我们无法看到壮观的高山，波波卡特帕特尔。有时我把我的最大的玉米放进她的篮子，尽管她比我割得快。当她割完一垄她就到另一头等我与她会合。
一次，我们一起够到玉米秆的最后一个玉米，她先拿到它，我触到并抓住了她的手，她手背很光滑可手心很粗糙。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现在写到这一点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而当时她说的话在我听来是最浪漫的语言。这些话甜蜜且忠诚，悲伤且美丽。它们使我想起打雷时睡在母亲脚上的感觉；当我赢得垒球比赛时身上汗水的气味；第一次示爱时顺利的生涩感，我的狗被卡车撞死后一双胳膊环住我的肩头，我的头埋在母亲脖子与头发之间的感觉……
她说：“我叫卡莱斯特，我丈夫死于北进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
“很遗憾，很高兴。”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深奥的蠢话。在半绿半黄的玉米秆叶子下，我们彼此拥抱。一个亲吻的威胁性太大，握手又太有距离感。一个拥抱则是一对爱侣从朋友到家庭甚至到不仅家庭的进步。（白手起家的人？）
“我还没结过婚。”我告诉她。
当移动的号角吹响，我们偷偷地返回塔尔新哥，穿过田野以避开追踪我的人。我花掉了最后一点现金。我本打算留着的，给她买份早餐和一些装饰品。我们单独走到墨西哥城的收音电台，主人的儿子拾到一个水晶体收音机。她舞跳得很精彩。墨西哥城节目结束后，我们在午夜走到户外，到院子里跳舞唱歌，我们一起哼着在波波卡特波特尔山峰的月光下，在那儿，我们自然地长久地亲吻着就像我们在田地里拥抱那样。
卡莱斯特轻松地摇摆着，头放在我的胸前，哼着一首我不知道的小曲，这时她问：“你在逃避谁？”好像这句话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我回答之前她又开始哼起来，并不断地摇摆着。
“我想警察正跟踪我。”
“我不会保护你。”她的脸色一点没变，也没有料想的冷漠。
“我明白。”可我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我不认识你。”她说，我通过解释的方式假设。
“完全可以原谅，就是我自己我也不很了解。”我这样说但她却笑了，还把我抱得更紧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又跳了一个小时，直到走廊里的一个声音吓坏了我们，我们停止了跳舞，一个男人正在盘问谁，以急切的口吻描述着我。
“你得走了。”卡莱斯特说。
“我不想。”
“我也是，走！”这句话使我很伤心。
“我会回来的。”我看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什么也没等到。她犹豫着。我试图迫使她说些什么，哪怕是出于完全的不自由。最后她说：“是的。”或可能是“不是的。”她说得如此温柔，我放下她的手走开了，以至于我们接触中的点点滴滴，看起来都那么自然。
在街上我的两个警察朋友正搜查我。很明显我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儿逃脱，他们很气愤。
他们匆匆朝我走来，举着手枪，这时左边的高个子用流行的西班牙语说：“麦科米克，我们想同你谈谈。别想逃，否则我会打死你。”
我跑开了，他们跟踪我但没开枪，我跑到很熟悉的那个麦地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藏在那里。我把他们甩得很远，藏在麦地中。我知道他们不会跑到这么黑的地方找我，所以我爬到灌溉渠中。就在那里，两颗子弹从三四米远的高麦秆上飞过。我听见远处愤怒的声音在喊：“快投降！”
“妈的，我又统回来了。”我想，我又沿着干涩的沟渠爬，朝我身后的地里扔了几块石头分散跟踪者的注意力，然后开始跑。
我就是无法回想起接着的三天，他已真的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在。其中几个事实仍可想起，但感觉——在我一生中有一两次，我感到我有所归宿，我对别人的依靠就如树叶对树一样，然而我知道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是的，这就是生存。”我知道生活有时很愉快的。假如我相信上帝，那是因为那三天。
那三天如卡莱斯特的话一样又甜又涩。“我丈夫死于北方的一次事故中。”我逃脱了，而越来越多的警察跟踪我，有时，我不得不放松一下来感激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感激我，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最终可以抓到“罪犯”，那就是警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使他们的存在更令人激动，是的，更令他们激动。在理论上，惯坏了他们；在事实上，提高了他们，使他们马上有用处、更快乐、更冒险。
在大约７５公里的墨西哥城北，主要是因为我太饿了，我冒险雇佣了劳瑞，一个临时司机。整个庄稼地空空的，所以我知道那是惟一的可行办法。
第二天，那种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