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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带有燕赵豪士之风。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蓬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21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只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是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也就是说，茶缸的历史至少有60年了。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非常腼腆，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象是照了相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灰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的后三位数是248。“我们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中的侦察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即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跳舞的频率则表示蜜源的远近；又说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蜜蜂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践；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顺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燥，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象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爬来爬去，找到其他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未出生的蜂王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剌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还有，分群时谁该走，谁该留？走的蜜蜂得舍弃旧家和自己采的蜂蜜，真有点自我牺牲精神哩。”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如雪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毫无来由”地产生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了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一再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问过后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了“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所以少不了针对这个词来一番询问。但他们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非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象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调头紧追下去。看来老张很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徒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冥冥中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践外来的蜂蜜，是否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蚁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是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本世纪流行的一种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他人小了一套。陈主任低声说，你们别看她其貌不扬，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经跳了两级，成绩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调查人请其他同学回教室，他们想，与女孩单独谈话可能效果更好些。果然，小女孩没有了拘谨，两眼闪亮地追忆道：
什么是整体论？林先生举例说，单个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所以，象蜂群中那些复杂的道德准则啦，复杂的习俗啦，复杂的建筑蓝图啦，绝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脑中。但千万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类只是看到了这种突跃的外部迹象，但对突跃的深层机理毫无所知。而且，在人类目前的智力层面上，不大可能在短期内破解这个秘密。又比如，自然进化的最高成就――人脑，是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单个神经元的构造和功能很简单，不过是根据外来的刺激产生一个冲动。那么哪个神经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够的神经元以一定的时空序列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窝石”，这又是一种跃迁式的突变……
调查人又听到了“窝石”这个词，他们忙摆摆手，笑着请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请问什么是窝石？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听过这个词，不过还没弄明白呢。不会是肾结石之类的东西吧，从没听过脑中也会产生结石。
小女孩侧过脸看看他们，有笑意在目光中跳动。她忍住笑意耐心地说，“我识”就是“我的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独立于自然的“我”。人类婴儿不到1岁就能产生“我识”，但动物就不行。所有动物中，唯有最聪明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如果在它们额上点个红点，它们也知道尝试着用手擦去。其它的动物，包括大猩猩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它们只会对镜中的“闯入者”咆哮不已。智力超人的电脑同样不行，即使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它也不会有“我”的成就感。“这是说数字电脑的情形，自从光脑、量子电脑、生物元件电脑这类模拟式电脑问世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林先生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标准人脑’和‘临界数量’……”
调查人员相对苦笑，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语言谈话！他们再次请她稍停，解释一下什么是“标准人脑”，这个名词听上去带点凶杀的味道。女孩简单地说，只是一个度量单位而已，就象天文距离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地球天文单位一样。过去，数字电脑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确的参数来描述，象存储容量（比特）、浮点运算速度（每秒次）等。对于模拟电脑这种方式已不尽适合，有人提出用人脑的标准智力作参照单位。这种计算方法还没有严格化，比如对世界电脑网络总容量的计算，有人估算是100亿标准人脑，有人则估算为100000亿，相差悬殊。“不过林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网络容量早已超过了临界数量，从而引发智力暴涨，暴涨后的电脑智力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打断了她的话，说很感谢她的帮忙，但是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习时间了，再见。然后苦笑着离开学校。
他们还询问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达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访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是排在第三位，但调查报告中却放到最后叙述，这可能是一种暗示－－暗示写报告者已倾向于接受林达祖父对死因的分析。那天他们到林老家中时，客厅里坐满了人，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太太，头上顶着白色手巾，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都在极虔诚极投入地哼哼着。这些妇女们大都衣着简朴，面容粗糙，与林家雅致的客厅形成明显的反差。林老急忙把两人让进他的书房，多少带点难为情地解释道，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们在为死者祷告。林老说，他和妻子留学英伦时都曾畈依天主，解放后改变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轻时的信仰接续上了。“人各有志，我没有劝她，我觉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触的老太太们都只有‘低层次’的信仰，她们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净化，而是执迷地相信上主会显示神迹，这未免把宗教信仰庸俗化了。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老伴能和这些老太太们搞到一起。”
他对爱孙的不幸十分痛心，因为他知道孙子是一个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构筑一种代号“天耳”的宏大体系，用以探索超智力，探索不同智力层面间交流的可能性。但在谈到林达的死因时，林老肯定地说是自杀，这点不用怀疑，你们不必为它耗费精力了。因为林达死前来过一次电话，很突兀地谈了宗教信仰问题，“可惜我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真悔呀。”
林老说，近两年他老伴一直在向孙子灌输宗教信仰，常向他塞一些印刷粗糙的小册子，不过她的努力毫无成效。看得出来，孙儿只是囿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反驳奶奶。有时，林达甚至把美国“科学先生”卡尔．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翻开，放在奶奶的卧室里，书中用红铅笔划出了萨根对宗教的犀利抨击，这种作法令奶奶很是不快。林达一直是个理智的、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中他突兀地宣布，他已经树立了三点信仰：1、上帝是存在的；2、上帝将会善意地干涉人类的进程，但这种干涉肯定是不露形迹的；3、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上帝的高层面的思维。“我至今不理解他怎么会突然获得宗教的感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些讲给我听，而不是他奶奶。”林老缓缓地摇着头，苦涩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