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应该把鞋脱下来，开始用我从车上带来的锡罐舀水。阿兰和希西在船的中间，正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我想他们是正在摆午餐。很显然，“我的船”大部分时间都是泊在船坞里的，而希西和格洛丽叶特就坐在船上吃午餐，也许还假设她们是在“玛丽女王”号上呢，因为阿兰和希西好像都没注意到船少了一只桨。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时好时坏的那种天；你知道，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有太阳，但都是那种蓬松的小片云，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我舀了好多粘乎乎的水出去，然后就走到了船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字不是橙色的。那是黄色的。
我又靠近了一些去看：那字不是用漆写上去的，而是用什么东西嵌在“我的船”侧面的，就像是办公室门上挂的那些名牌一样；我想，我第一次肯定看得不够真切。那字写得很好，很顺畅，真的很专业。我猜是黄铜的。不是铸造的，米尔蒂，是那种——他们管那叫什么，拼花？凹雕？每个字都是分开的。肯定出自阿兰之手；他有那种天分，过去常给他的那些疯子写的书画怪异的插图。我回头一看，发现阿兰和希西正从袋子里取出一大块粗棉布，要铺在那些插在船舷上的大杆子上。他们正在支一个遮阳篷。我说：
“嗨，我敢打赌，那布是你们从剧院拿的！”
她只是笑笑。
阿尔说，“你能给我们拿些淡水吗，吉姆？”
“当然，”我说。“在哪儿，船坞上？”
“不，从桶里。在船尾。希西说上面有标记。”
哦，当然，我想，当然。在太平洋上，我们摆好我们的水桶，求雨。那儿是有一个桶，没错，而且有人不辞辛劳地在污迹斑斑的桶上用绿漆写上了“淡水”两个字，但是，那个桶从来就没有再装过任何东西。桶都干透了，空的，而且锈得很厉害，你把它拿起来，对着光，你能看到桶底有两个洞。我说，“希西，桶是空的。”
她说，“再看看，吉姆。”
我说，“可是，看，希西——”同时把桶倒了过来。
冰凉的水从膝盖到鞋底把我浇了个透。
“瞧？”她说。“绝不会空。”我心想：该死，我没看，没别的。也许昨天下雨了。尽管如此，满满一桶水是很沉的，而我拎那个桶的时候只用了一根手指。我把桶放下了——如果它之前真的是满的，现在肯定也不会是了——又看了看。
桶是满的，水正好到桶边。我把手浸到里面，喝了一点儿：像天然泉水一样清凉，而且有股——我不知道——像被太阳晒过的蕨类植物的味道，或者是悬钩子，野花，青草。我心想，我的上帝，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疯子！随后，我看看四周，只见阿兰和希西已经把支到杆子上的粗棉布换成了一个蓝白间条的遮阳篷，就像你在那些拍克里奥佩特拉的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样子，你明白吗？就是那种支在她的大游船上挡太阳的东西。希西又从她的购物袋里取出了一块带橙、绿、蓝色图案的东西，裹在了她的旧衣服上。她带了一副金色的耳环，大圈的那种，还在她很滑稽的头型上带了一顶黑色小帽。她肯定已经把鞋脱在了什么地方，因为她正光着脚。我还看见她露出了一个肩膀，我在“我的船”的遮阳篷下面的大理石条凳上坐了下来，因为我可能出现了幻觉。我是说，她之前没有时间——而且，她的旧衣服哪去了？我对自己说，他们肯定是把剧院里的那一整包东西都拿来了，诸如，她已经插在她饰有琥珀的皮带上的那把看上去很邪恶的刀，刀柄上镶满了金子和石头：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上面还发出小十字形的光，一闪一闪的，你的眼睛根本跟不上。当然，我不知道那蓝色的是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不会把星形的蓝宝石放在剧院里的。或者是一个10英寸长的新月形钢刀片，在阳光下，锋利的刀刃晃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我说道，“希西，你看上去就像示巴女王。”
她笑了。她对我说，“吉姆，圣经里写的不是示巴，而是沙巴。沙－巴。等咱们见到她的时候，你必须记住啊。”
我对自己说：对，这就是每星期天小女孩希西·杰克逊发疯搞怪的地方。迷失的周末。我想，这是我离开的好时候，找个借口，你知道，给她妈妈或是姨妈打电话，或者，也许干脆就给最近的医院打电话。我只是为她着想；希西不会伤害任何人，因为她没有恶意，从来没有。而且，她那么小，也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我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平齐的。而且她站得比我低。
阿尔说，“当心，吉姆。再看看。永远再看看。”我走到船尾。那儿有一个写着“淡水”的桶，但当我要看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发现我看错了；那不是污迹斑斑、写着绿字的生了锈的旧镀锌铁皮桶。
那是银桶，纯银的。它就放在嵌在船尾的一口大理石井里，上面的字是镶玉的。桶还是满的。它永远都是满的。我回头看见希西站在蓝白间条的绸布遮阳篷下面，佩着她镶着星形蓝宝石和绿宝石和红宝石的短剑，说着很滑稽的语言——我现在知道了，米尔蒂，那是西印度语，但我当时不知道——而且我知道——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确定——如果我在太阳底下看“我的船”那几个字，它们应该是纯金的，而不是黄铜的。那木头应该是乌木。我甚至都没感到惊讶。虽然一切都已经变了，你知道，我却从没看见过变化的过程；那要么是我第一次没看清楚，要么是我看错了，要么是我没注意到某些地方，要么是我恰好忘记了。比如，我以为在“我的船”中间的是一个旧柳条箱，但实际上，那是一个顶上有小舷窗的船舱，我看见里面有三张靠墙的铺位，一个壁橱，一个漂亮的小厨房，有一台冰箱和一个炉灶，在洗涤槽的一边——我真的没法看得很清楚——有一个瓶子，瓶颈上裹着一条餐巾，戳在装满碎冰的冰桶里，就像一部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吉尔·罗杰斯的老电影一样。整个船舱内部都嵌着柚木板。
希西说，“不吉姆，那不是柚木。是黎巴嫩产的雪松木。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学校里的那些传言当回事了吧。黎巴嫩的原油！那是它产的雪松木。还有象牙。我去过那儿好多、好多次呢。我还和智慧的所罗门王说过话呢。我去过沙巴女王的宫里，和诺斯索斯妇女达成了永久的协议，她们有像月亮的盈亏一样的双刃斧。我拜访过艾卡顿和娜弗雷塔丽，在贝宁和达尔见过那里的国王。我连亚特兰蒂斯都去过，皇室夫妇在那儿教会了我很多事情。那些男祭司和女祭司，他们教我怎么能让‘我的船’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去到海底。噢，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帕拉斯的顶上聊了好多话题呢！”
那是真的。全都是真的。她不是15岁，米尔蒂。她坐在船头，操控着“我的船”，控制台上有好多刻度盘，拨动杆，按键，开关和仪表，像B…57的驾驶舱似的。她起码长了10岁。阿尔·科波里诺也一样，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一本历史书里看到的一幅图片上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似的，头发长长的，留着小胡子。他穿得也像德雷克一样，除了没有那种白色硬领，他的耳朵上戴着红宝石，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而且他也不是17岁了。在他的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他的左太阳穴的发际线一直向下，经过他的眼睛，延伸到他的颧骨那儿。我还看见，在希西戴的小帽下面，她的头发扎成了样子很滑稽的发辫。我见过那种发辫。哦，很久以前，每个人都梳“玉米头”。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见过，那儿有来自非洲贝宁的一个城市的银质面具雕刻。很古老，米尔蒂，有好几百年了。
阿尔说，“我听说过别的地方，公主。我能带你去看。哦，咱们去乌斯－纳盖伊和塞勒法伊斯市集吧，还有冷原荒地上的卡代斯——那是个恐怖的地方，吉姆，但是咱们不必害怕——然后，咱们去乌尔塔城，那儿的法律很有意思，不许男人或女人杀猫，或者去打搅它。”
“亚特兰蒂斯人，”希西用一种深沉、悦耳的声音说道，“他们答应下次教我怎么到海底去。他们说，如果你用心去想，如果你准备充足，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让‘我的船’一飞冲天。到星星上去，吉姆！”
阿尔·科波里诺小声诵读着那些名字：卡苏利亚，索纳－尼尔，塞拉利昂，扎尔，巴哈纳，尼耳，奥利亚布。都是他那些书上写的。
希西说，“在你随我们去之前，你必须做最后一件事，吉姆。把绳子解开。”
我沿着“我的船”的梯子爬到了码头上，把系在泊位上的用金线编的绳子解了下来。金线和丝线拧成的，米尔蒂；绳子从我的手里滑落下去，就像是活了一样；我知道丝绸的那种结实、光滑的手感。我想着亚特兰蒂斯和塞勒法伊斯，还有飞到星星上去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和那些毕业舞会，还有上大学的事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已经很幸运地被“我选的大学”录取了，在成为一名美式足球巨星之后，我将当一名律师，公司法律顾问，我将有怎样的一个未来呀。那些都是我当时的计划。人终有一死，对吗？再对比想想那能令约翰·D·洛克菲勒羡慕得脸发绿的、35英尺的游艇，和世上从没有人去过的，而且也没有人再去过第二次的那些地方。希西和阿尔高高站在甲板上，他们俩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美丽，危险，神秘——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去了。一部分原因是，显然可以肯定，要是我冒犯了希西，不管是怎么冒犯的——我指的不光是吵嘴，或意见不和，或生闷气之类的事情，而是一种真正刻骨的冒犯——我就会立刻发现自己是坐在一条漏水的小船上，漂流在太平洋上，而且只有一只桨。或者，也许只是被绑在希尔弗汉普顿的船坞上；希西没有恶意。起码是我希望如此。我只是——我想，我的感觉不够好。而且，在他们的脸上有某种——，怎么说，好像在他俩的脸上都有，特别是在希西的脸上，像阴云，像面纱，从上面能看到别样的脸，别样的表情，别样的灵魂，别样的过去和未来，别样的学识，它们在变换着，就像在炎热的天气里，在柏油路上蒸腾的海市蜃楼。
我不想知道那些，米尔蒂。我不想知道那么多。那些东西对大多数17岁的孩子来说，还要等上好几年才能体会到：美丽。绝望。死亡。怜悯。痛苦。
我正抬头看着他们，看着微风把阿尔·科波里诺的紫红色天鹅绒斗篷吹得鼓了起来，把他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吹得闪着光，这时，有一只又大、又重、又硬、又肥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一个又大、又肥、又恶、又粗的南方口音说道：
“哎，小孩，谁让你到这个泊位来的！那条小船停在那儿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南方的红脖子治安官都有的、祖爷爷似的脸庞：斗牛犬似的垂下巴，被太阳晒得通红，肥得像头猪。我说，“先生？”——在那时候，每个高中生都能在梦里那么说——然后，我们转向海湾，我说，“什么船，先生？”那个条子说，“那不是——”
因为那儿什么都没有。“我的船”不见了。那儿只有一片闪闪发亮的蓝色水域。他们没有在远处的水面上，他们没有在码头的另一侧——那个条子和我，我们俩跑了一圈——当时我还有心往天上望了一眼——
没有。一只海鸥。一片云。一架盘旋的飞机。况且，希西不是说了吗，她还不知道怎么飞到星星上去呢？
对，再没有人看到过“我的船”。也再没人见过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十足的疯子和天才少女。她妈妈到学校来了，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一个编好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准备和那个条子说的故事：他们说，他们要划船在码头附近转转，然后就回来，而我去停车场看我的车了，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出于某种很疯狂原因，我始终觉得希西的妈妈应该长得很像杰迈玛姨妈，可她却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像极了她女儿，是我见过的最神经质和保守的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紧绷绷的，但很干净的灰色西装，像老师穿的那种，你知道，破得不能再破的鞋，衬衫的领口处有一道白色的花边，草帽上带着一道白箍，还带着一副白手套。我想，希西知道我希望她的妈妈长得什么样，也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该死的大傻瓜，再考虑到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17岁的白人自由种族主义者，那就是她不带上我的原因。
那个条子？他跟着我到了我的车那儿，我刚一到那儿——我出了一身冷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