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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50户至300户编成一“谋克”，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户数编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则上谋克与猛安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马之来源关系极为重大。这限制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出，画幅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短少情景迫切。马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繁殖，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区所育马匹一般较为瘠劣。
所以我们揭开中国历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谓“经济枢纽区域”之解说，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作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成对照的则为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却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已相当复杂。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
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