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已成年，加入战斗。他们的解放战终于使白素贞恢复自由。以后下文如何无人道及，只是雷峰塔则名不虚传确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溃，今日只有其痕迹残存。
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为不祥。不是蛇在引诱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为蛇蝎。可是这篇故事之结局则表示着充溢生命之活力终能战胜权威，因为后者只能牺牲人本主义去迎合一般习惯，观众自此亦可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同。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
失势的英雄——岳飞
旅游者经过西冷桥畔，引入苏堤，附近有岳坟。葬在坟中的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位出色人物，从行伍出身，升为下级军官终成为宋朝最有名的大将。公元1141年他为宰相秦桧所诬构，以抗命罪死于狱中。当时秦桧与皇帝赵构密切合作准备与来犯的女真人议和。女真人已组织了一个汉化的朝代称为金，正长驱直入，迫着宋朝南退。岳飞的罪过乃是在这内外混乱之际还能约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盗匪，并且以步兵战术击破了来犯的金兵。他那时候只39岁，如若让他生存，则不仅几费周折谈判刚有头绪之和议可能变卦，而且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会因为能将在旁而感到威胁。
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养同时发挥。今日岳飞墓旁已建有庙宇，高14英尺，内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上有匾额，据说“还我河山”四字系根据他本人书法描绘。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个铸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桧夫妇和两个同谋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桧像上。也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枪柄去捣秦桧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战时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才敢说岳飞是一个不能节制的军阀。岳飞不是军阀，事实上他可以节制。要不然在华中大胜金人之后，不会因秦桧以皇帝的名义召他南归，即停止了与女真的战役而就死地。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和与战的彷徨
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北宋灭亡。
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
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
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
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
韩佗胄的悲剧下场
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国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Bayeux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