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9-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 第38部分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1）

　　　　李鸿章办事留余地　　　　
　　　　清末官场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成败存亡的关键。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因为丧权误国，遭到满朝文武和全国百姓的唾弃，威望一落千丈。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这对李鸿章十分不利，是他一生中最低谷的状态。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努力。　　　　
　　　　为了起死回生，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策略。首先，他借外压内。他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出访俄、英、德、美等国，在国外遍访名人，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英国总理和德国首相。李鸿章在国外的名气顿时提高，被西方各国推为世界“四大老”之一。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　　　　
　　　　他的这一算计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　　　　
　　　　李鸿章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他是洋务派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变法主张的官员，因此，也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很有市场，于是便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但因为甲午战败使得他的名声太臭，结果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李鸿章始终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仍旧在暗中给予支持。　　　　
　　　　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鸿章敏感地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谈变法了，而是公开站在了顽固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都对他没有恶感。　　　　
　　　　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以此讨好慈禧太后。慈禧见他不是维新派的同党，又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任命他担任两广总督，到康有为的家乡镇压维新派势力。　　　　
　　　　李鸿章到任后，忠实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除了对康有为的祖坟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会员罗赞新等人的家人，而且还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驻华使节、香港总督等交涉，要其协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维新人士。这虽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对他更加放心。　　　　
　　　　但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鸿章经常改换面孔。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对自己的亲属孙宝谊表露了心迹。李鸿章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说罢，又问孙是否是康的党徒，孙回答说“是”，并说：“你要捉拿维新余党，首先将我抓去好了”。李鸿章一听他是维新党徒，立即说：“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李鸿章曾代表清政府商议要各国逮捕康、梁，然后引渡到中国法办。在为此事与日本首相伊滕博文商议时，李鸿章问伊滕：“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可是伊滕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伊滕回答说：“如果康之所犯无关政务，也许可以遵照贵爵相所谕。如果和国政有关，按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此办理。”　　　　
　　　　李鸿章一看日本的态度，立即换了口气，不但同意日本对康的看法，而且还说：“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目前看来“了无异能”罢了。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和清政府的严加缉拿、惩办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正因为李鸿章左右逢源，他才讨得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对立双方的欢心。从维新派方面来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给李鸿章一封信，对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保全祖坟，表示感激。梁启超也表达了自己对李鸿章的好感，后来还写作了李鸿章的第一本传记，对李鸿章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慈禧太后也仍将李鸿章视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义和团运动后李鸿章失势，也没有触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鸿章因此才得到善终。　　　　
　　　　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也比慈禧太后的形象好得多，完全不同于那些固执守旧的顽固派官僚。　　　　
　　　　李鸿章这样做，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首先，慈禧太后不能得罪，她握有实权，自己的权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否则前途未卜，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自己的淮军大都已被击溃，北洋舰队不复存在，声名狼藉，自己的实力大减，这就更需贴靠在慈禧太后的实力派一边。虽然他确实同情变法，但不能不从实际考虑，放弃同情维新派，忠实为慈禧太后效命。　　　　
　　　　其次，维新派最后的胜负也很难说，从中国形势的发展看，满清注定要瓦解，维新派所代表的先进势力迟早会掌握权力。李鸿章是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更深知英、日等国对维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国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如果他完全跟着慈禧对维新派大肆镇压和屠杀，自己岂不成了满清顽固派的殉葬品？这不能不使李鸿章为自己的前途再作更长远的打算。　　　　
　　　　从眼前利益来看，李鸿章必须唯慈禧旨意是从，从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所以，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手腕，并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做局者，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退路。在顶峰时不论如何风光，那都不是永久的。当你顺着梯子往上爬时，一定要注意梯子的整洁，因为你还要从梯子上下来。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2）

　　　　张居正的不完美退场　　　　
　　　　谋深计远，需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和趋势，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成就百年大计。首辅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曾经搞得轰轰烈烈，最后却失败了。张居正败在何处，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张就是败在没有谋深计远，只想到自己活着的情况，过于迷信自己的力量，对身后事缺少安排，最终导致改革没有了生命力。　　　　
　　　　其实，张居正对皇帝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专权的大臣，他往往一意孤行，动辄就训斥皇帝，结果，小皇帝在心底埋下了不满，只是无奈自己的年幼无势，才姑且忍让。比如那个“罪己诏”就很让神宗下不了台，毕竟，年轻人都是好面子的，只是张居正忽视了这一点。年幼的神宗，到十八岁的时候听太后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三十岁，皇上一想还有十二年呢，他能等十二年吗？不由变得畏惧起来，这次张先生没有做霍光，但是下次呢？于是心底里的仇恨越来越重，虽然现在他还奈何不了张居正。而张居正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恨意，仍然是一意孤行。他忘掉了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永远执政呢，忘掉了自己百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将怎么做。　　　　
　　　　不久，张居正得了痔疮，这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手术却有后遗症，越加沉重起来，不久越来越重，很快就告别人世了。于是，万历皇帝，这个多年压抑的接班人执政了。可想而知，凡是张居正支持的，他基本上都反对；凡是张居正反对的，他基本上都重新树立起来。　　　　
　　　　张居正为什么不找个接班人呢？很多人会这样想吧，只是怎么找呢？张居正是个专断的人，不可能找个专断的人接替自己，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死呢！而找个温和的人，是不能像张居正这样控制朝政的，何况，张居正以忠孝为标榜，找接班人不免有如曹操的架空皇帝之嫌，那就是奸臣了。张居正虽然是个治国的奇才，有着过人的韬略，但他的过于自信和一意孤行，使他忘了身后的问题。所以，逃不出自然生死规律的他，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他以为自己的改革无庸质疑，非常必要而且完美，但是却没想到，自己刚死皇上就把所有的制度推翻了。　　　　
　　　　有皇帝带头，原来张居正得罪的那些人见张居正死了，都站出来，吵吵嚷嚷，要翻案了，而万历也需要这样，他想要拿回政权。新政取消了，那策划者也就需要打倒，何况传说张居正的家产不少，万历有些心动了，于是张家遭殃了，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自杀，另一个儿子懋修自杀未遂，张家被查抄。　　　　
　　　　可见，做局要做长远的局，即从长远计划来布阵。“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够谋划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正如那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确，做局要从长远来考虑，要从全局来考虑，否则，最终，还是要吃亏的。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3）

　　　　曾国藩全身而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适时韬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于是越发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曾据此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