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历史上最大、最具野心的全民总动员”。当时，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刚刚宣布，苏联要在15年内在主要商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其中包括煤。毛泽东回击道，凭借大量的农村人口，中国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的产量。毛泽东断言，依靠蓬勃发展的人力和坚定强大的意志力，中国最终会赶上西方世界，并取得更大的发展。
大约5亿农民被编进了庞大的农村公社。数千万农民投入了手工建造水坝和水库的工程，他们通常没有工程师的指导，因为工程师们都被批成了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在这场颠覆特殊化——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特质——的运动中，农村公社被迫变得在尽可能多的产品种类方面自给自足。他们建立了数百万个小型工业企业，包括数千个小煤矿，以及后来成为这个奇怪时期的象征的——“后院炼钢炉”。
虽然毛泽东对于炼钢的流程所知甚少，但他希望“全民炼钢”。几个星期内，用粗糙砖块支起的炼钢炉就出现在农村公社、工厂、医院和许多公立学校的操场上。农民、工人、医生和学生都努力为实现共产党的钢产量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亿中国人——这个数字大概是英国人口的2倍，而英国正是他们在钢产量上一心赶超的目标——狂热地加入到炼钢的队伍中，往众多小熔炉里添加燃料并照看它们。据估计，这些钢炉有100万至200万座，其中一些只用几小时就建成了。
在用这样的方法动员全民投入生产时，毛泽东忽略了许多事情，包括炼钢所需要的大量煤。于是，人们勇敢地努力着，试图提高煤的产量，以满足炼钢的需要。一夜之间，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挖的小煤矿。根据一项估计，到1958年底，大约有10万个煤矿处于运转中，操纵它们的是2000万左右的农民。同时采煤的也有一些相对较大的煤矿，那里的工人往往是一些“义”工。据估计，这一时期有数百万政治犯被关在劳改所里，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开采煤矿。根据一篇报道，10万名犯人被送到西部一个偏远的省份去开采煤矿，其中一半是西藏人。
随着大炼钢铁运动的进行，煤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有人建议毛泽东派60万人解决炼钢所需要的煤。此外，把煤和铁矿石运到上百万个分散的炼钢炉又是何其艰难！毛泽东后来承认，他事先没有想到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会骤然给国家的铁路系统带来多么超重的负荷，要运输的煤和矿石太多了，结果有些不得不动用手推车。中国一位异议人士倪育贤是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当时正赶上炼钢运动。他的传记中说，上中学时，学校曾指派他去参加一个少年团，他们从十英里之外的钢场搜来一些焦炭，然后把它拖回他们操场上的炼钢炉。那段路程往返需要11个小时，两个孩子各拖一辆满载的运货车。
这些炼钢炉至少还能得到一些煤。这虽然是一个煤产量飞升的时期，但却也是煤短缺的时期，因为煤都被作为燃料投入炼钢大运动了（也促进了发电量的增长）。工厂和家庭都不得不燃烧木材，城里的钢铁工人没有煤时也会烧木材，因此周围农村里原本已经很稀疏的树木有时会被砍伐至尽。据说，连家里的木门都被卸下来，去为炼钢做贡献了。
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幻想着这种“钢”能使中国变得强大时，许多在熔解的金属旁汗流浃背的人却知道，从他们的炼钢炉里流出来的粗糙圆球是没用的。张蓉，一个六岁的四川小姑娘，她平时也为自己学校的炼钢运动收集小片的金属，但她写道，人们把这些粗糙圆球称为“牛粪”。在古代，中国曾以先进的制铁工艺领先西方好几个世纪，而今，她却在消耗着人民——以及铁和煤——的能量，来生产一种不适合使用的金属。后人们得到的遗产就是操场和庭院里废弃的炼钢炉，和大堆凝固的金属。
中国人为这场声势浩大但却策划错误的运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59年至1961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在这场饥荒的冲击下，农民苦不堪言，有的只能吃树叶、树皮、草和棉絮。经济遭受重创，需要好多年才能恢复。于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宣布大跃进运动结束，开始转向其他较为缓和的运动，来解决国家严重的食物和燃料短缺的问题。
第三部分 无形的力量第25节 一种黑色的石头（3）
至于在大跃进运动期间一度飙升的煤产量，现在也迅速跌落下来。20世纪60年代晚期，毛泽东决定，中国不应该再增加铁路的负担，把煤从北方运往人口更为密集的南方和东方，而应当在人们居住的地方开掘煤矿。这是一项非常不理智的决策，因为人口众多的地区总是缺乏煤层的；但是毛泽东的决策从来不需要太多争论。后来的几年，就发生了中国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以数百万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为主力组成的红卫兵，挥舞着红色小本的毛主席语录，押着知识分子和遭冷遇的官员游街示众。质疑毛泽东从未像那时那样危险过。结果，北方的煤炭工业被连根拔起，煤矿勘探公司和建筑公司都被转移到了人口更多的地方。
但是，那里的资源相当贫乏，不足以支撑国家需要的那种现代化的大型煤矿，因此工业恢复的速度很慢。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煤炭部开始撤除他的这项政策，把工业重新移回煤藏丰富的北方。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及其家庭被迫重新安家，不过他们终归来到了采煤的正确地方。
对于中国煤炭工人来说，混乱并没有结束。在美国和其他产煤的国家，小煤矿会停止营业，为大煤矿让路。然而在中国，混乱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仅从1998年起，北京就已经宣布关闭30000家小煤矿。虽然真实的数字肯定会小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在进行的痛苦的改革已经把大约100万中国煤矿工人赶下了工作岗位。*这些大规模的改变反映了近年来北京经济哲学的基本转变：社会主义政府更留恋J·P·摩根，而非毛泽东，他们如今已公开鼓励煤炭公司组合成越来越大的公司，并形成“卡特尔”来限制生产过剩、提高利益率。
1976年以来，中国的农村人口显著增加。毛泽东去世之前的二十年有时会被视为衰落的二十年，但在其去世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称冠全球，而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至1997年间，在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的作用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已经增长了三倍。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市场，让农民进行自由种植和自由买卖。
如今，许多农民的生活中令人惊异地交织着新气象与旧事物。在山西北部产煤区的小山上，简和我拜访了一对有趣的老年夫妇，他们住在窑洞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在这里松软的黄土峭壁上挖洞为家。在今天，传统的岩洞（我们可以称之为沙土居所）越来越少见，但是仍有数千名中国人居住在那里。像我拜访的那一家，前墙是用砖块和玻璃砌成的，朝里的一面还砌成拱形，以防止黄土陷落。窑洞还是非常舒服的，不过如若地震来袭，则无疑是个毙命之地。
那对夫妇和蔼地请我到炕上坐，炕是他们的传统设施，就是用砖头砌在煤炉周围并由管道加热的一种平台。几个世纪以来，炕在中国北方的家庭中已倍受青睐。炕上铺着毛毯或席子，按照传统习惯，人们白天坐在上面，晚上全家睡在那里。一位1600年去过北京的耶稣会会员曾介绍说，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哪怕最贫穷的家庭度过北方严寒的冬季。在英国人接受封闭式炉子的好几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在他们封闭式炉子的上面生活了。（当然，这种做法也具有一定风险；1600年的那位访客就曾指出：“有时炉子会起火，那么炕上睡的所有人都会被烧死。”）我坐在炕上，只觉温暖而舒适。几百年来，炕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上方多了个空的电灯插座在那里摇摇摆摆。
我们还拜访了老夫妇较为富裕的乡邻。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在一个小煤炉子上炒菜。说到中国用煤来做饭，可以追溯到7世纪早期。（1637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写道，对于除豆腐之外的所有菜肴，煤都是非常理想的烹调燃料，而用煤火做出来的豆腐会变得有点苦。）一只白羊在她小小的厨房里轻快地进进出出，为她的家增添了几分浓郁的乡村气息。然而同时，悬挂在厨房一角天花板上的一部大彩电，正闪烁着外部广阔世界的景象。这位妇女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饥荒，而她如今已能从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清楚地看到富裕国家的景象。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一些与之政见相左者终于能够大声说出他们以前不敢说的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长期的能源危机，它使发达国家的能源问题相形见绌。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只能得到日常能量需求的80％。一些地区的燃料甚至不够每天做一顿饭。
政府慢慢地把市场力量引入能源的舞台，敞开大门接纳外国技术，并致力于提高中国能源的利用率。煤产量增加了，而且直至最近，发电厂的建设也一直保持繁荣发展。1988年至1999年间，中国的发电力提高了2。5倍，相当于每两周增加一座中型发电站。像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正努力把竞争引入电力市场，不过迈出每一步都很谨慎。2001年，中国宣布要减缓一些改革的速度，以免重蹈加利福尼亚的覆辙！
1999年，中国的电力实际上已经过剩；政府宣布三年内暂不新建燃煤的发电厂，同时新铺设了许多电线来输送电力。然而，考虑到经济的发展是何等迅速，以及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缺乏足够的电力供应，因此这种过剩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回顾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惊奇的是，40％的农村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超过10％的农村家庭拥有了电冰箱。然而，电力需求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中国的人均用电量只是美国的1/13。到2015年，中国希望自己的发电力水平比2000年提高一倍，届时煤将担负绝大部分电量的生产。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如果把一个适度的核动力项目以及有争议的三峡大坝（Three Gorges Dam）所提供的电量也计算在内。长江上三峡大坝的建设，将在中国大型水利项目的漫长历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设计建造三峡大坝，不仅是为了提供能量，也是为了控制洪水——这个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问题。就在刚刚过去的1998年，长江的洪水冲毁了500万户人家，夺走了3000条生命，受灾人数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数。对于人口之密集已达到土地承受力极限的中国来说，洪水的威胁只是她特别容易受到未来气候变暖影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沙漠的步步威逼。在放牧过度的内蒙古大草原，许多地方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沙地，这里于是成为猛烈沙尘暴的发源地，北京已深受其害，沙尘暴为北京罩上一层黄褐色的粗砂，而当这些粗砂与雨点一起落下时，就会给北京披上一件光滑的泥浆外衣。*戈壁正在迅速向北京进逼，有人预计，本世纪内，天安门广场将被沙丘覆盖。
沙尘暴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下风口的每一个国家，包括那些自认为处于海洋保护中的国家。最近，研究者们用卫星观测到，有两股大规模的沙尘暴带着中国的工业污染，横渡太平洋，到达了北美洲。第一股沙尘暴给从加拿大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地区带来了一层可以看到的阴霾。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山上旅行的人们，吸入肺里的是蒙古的沙尘和中国的污染物，它们仍然是违反美国空气标准的；而这层阴霾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最近，我们得知，即使在没有沙尘暴的时候，中国的污染物也常常漂到北美洲。当然，最大的污染源就是煤。
从北京任何一座新的办公高楼上，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煤有多么依赖——在城市上空，总是飘浮着一层因污染而造成的灰色薄雾。今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还比不上19世纪的伦敦、曼彻斯特和匹兹堡，但已经比大多数西方城市严重多了。当我像数百万中国人每天做的那样，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之后，好几个小时里，我的肺都隐隐作痛。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燃煤，中国人才至今呼吸着世界上最脏的空气。1995年评出的世界十大最脏的城市中，有五个在中国，北京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最脏的带有烟囱的�